身兼香港發展論壇召集人的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席陳啟宗星期一表示，香港市民若跟隨民主派重視「財富分配」而不是以往的「財富創造」、「香港就死梗」，他又說「香港是全中國最共產的地方」，而紅灣、領匯事件已令投資者減弱投資香港信心，最終受損害的是香港市民。
陳啟宗的言論，受到相當廣泛的批駁。筆者且從理論角度，與陳啟宗討論。
「財富創造」與「財富分配」，從來是所有社會的最重要議題。共產主義理論鼻祖馬克思，也將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作為他的理論基礎。生產力就是「財富創造」，生產關係就是「財富分配」。
共產主義的理想，就是要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各盡所能」是人人致力創造財富，「各取所需」是平均分配財富。
過去一百年，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失敗，原因首先是所有人都是自私的，其次是人因智愚不同、能力有別，對創造社會財富的貢獻有大小，若一律平等分配財富，反顯示出真正的不公平。因此，追求分配平等的社會，人們都沒有動力要去創造財富。
資本主義社會則以「創造財富」為重心，這一點陳啟宗沒有說錯。資本主義社會追求的，不是分配平等，而是機會平等，也就是在穩定的法律制度之下，人人可以各顯神通，去創造財富。
機會平等，固然給社會創造財富帶來動力，但也由於人的智愚不同，能力有別，加上擁有資本所提供的機會，使社會出現弱肉強食、貧富懸殊的狀況。
過去一百年，一來受到共產主義分配平等的思潮衝擊，二來資本主義社會的弱肉強食、貧富懸殊也帶來社會的不穩定，三來基於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人道關懷、重視人權是社會上的主流意識，而最根本的是政治權力的公有化，即人人有權去投票選出在固定任期執政的領導人，於是發達的、愈趨完善的文明的資本主義社會都愈來愈重視社會福利制度，並幫助弱勢社群。
社會福利是要錢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通常都採取累進稅制。有機會致富的人，自然就要付出較多稅款，去幫助貧窮或弱勢社群。而隨着環保意識、個人居住權益與就業權益的覺醒，對企業的投資特別是全球化發展，也有了更多牽制。
你可以說重稅、環保議題等等不利於營商環境，但為甚麼許多企業家都寧可將自己的主要資金投放在這些發達國家呢？原因是這些國家社會穩定，法治分明，投放在這些地方儘管利潤不多，但風險較小。
當然，企業家也會將部份資金投放在利潤較高但風險較大的地區，但是不是後者的營商環境就勝於前者呢？
如果以社會福利來衡量「共產」程度的話，那麼說香港是「全中國最共產的地方」並沒有錯，但香港的「共產」程度，就遠遠未能與歐洲、美加等文明國家相比了。香港是要走中國大陸那種「掛共產主義的羊頭，賣最殘酷剝削的資本主義狗肉」的道路，還是走世界文明國家的道路？
香港是要像中國大陸那樣，以專政暴力來維持特權階層與新興企業家對下層的壓榨，不斷擴大貧富差距，還是要在法治之下維持一個機會平等、各方利益均衡的社會？這是陳啟宗與香港市民、也與開明的企業家的主要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