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
近一段時間，官方再次收緊言論，且來勢兇猛：中宣部根據胡錦濤的內部講話精神，在九月二十九日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接着下發印有胡錦濤批示的紅頭文件，主要內容是加強對意識形態主導權的控制，決不手軟地打擊「自由化思潮」，並列出嚴禁擅自報道的二十九類事件。接着，黨控媒體大批「新自由主義」和「公共知識分子」，並發出針對自由知識界的封殺令，點名封殺多位知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中宣部年年下發紅頭文件及其封殺令，大陸人已經見怪不怪了，這個意識形態衙門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是職業的言論殺手。然而，胡錦濤在紅頭文件上的批示：「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無疑讓國人和國際輿論大吃一驚，頓生匪夷所思之歎。
為了維持政治穩定和言論一律，黨魁號召全黨學習古巴和朝鮮，這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掌權史上，可謂史無前例。暴君毛澤東自視共產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當然領袖，怎麼可能向被他扶上極權寶座的金家政權靠攏；泱泱大國的極權者老毛，又怎麼可能把卡斯特羅治下的蕞爾小國古巴放在眼裏。
毛死後的二十多年的改革史上，即使在六四慘案後最嚴酷的時期，也沒有任何一個高官會想到學習朝鮮和古巴，更不要說向全黨提倡了。所以，胡的這段批示，大概只能落得各「空前絕後」的唯一。
以目前中國的現實和黨心民意而論，這樣的批示，真會讓國人頓失方向，包括中央高官和地方諸侯，大概也很難理解。金正日或卡斯特羅這兩張牌，除了基於外交上的地緣政治需要，特別是與美國周旋的需要，中共需要用經濟施捨來打打之外，兩極權國在大陸民間和中共黨內的評價中，皆是最失敗的國家。
在內政來說，兩國仍然奉行的那套殘暴的極權統治術，還用學嗎？直接回到毛時代就行了：今日金家政權，昔日毛家專政。對此，經歷過二十七年毛時代的國人，大都有深切的慘痛親歷。
那是限量供給和飢不果腹的極端經濟貧困，是運動不斷和殘酷鬥爭的極端政治恐怖，是個人崇拜狂熱和絕對思想專制──獨裁到靈魂的全面暴政時代──連夢都不敢做錯。
如今，好不容易走出毛時代的中國，有了市場，初嘗溫飽，甚至有了「半吊子自由」，為甚麼還要學習窮途末路的極為孤立的兩個極權小國？
更現實的問題是，以當下中國的複雜狀況而論，即使只着眼於政治穩定，也根本學不了古巴和朝鮮。首先，從社會的角度講，大陸的經濟利益分化和價值觀念多元之勢，已經不可逆轉，官方意識形態灌輸也已經全無吸引力。
其次，從官方的角度講，官場腐敗的愈演愈烈，官員的毫無信念忠誠，和上下級關係的徹底功利化，把權力用於個人利益最大化，已經成為做官的主要驅動力。而執行封殺令，乃不得人心而又獲利甚少的「髒活」，沒有多少官員肯主動為之。
最後，從官民之間的關係的角度講，權力在官場而道義在民間的局面已經形成，「幹髒活」的官員，個個要遭到民間的唾棄，也就等於把自己釘上歷史的恥辱柱。基於此，這樣的文件、批示和禁令，只能以偷偷摸摸的方式作內部傳達，絕不敢在媒體上大肆宣揚。
向朝鮮和古巴看齊，剛剛走出飢不果腹時代的民間，不會答應；已經看到過極權大帝國瞬間坍塌的小康精英，不以為然；中共各級別的暴富權貴，也最多陽奉陰違。
中共黨魁的批示，類似昏話不在少數。但時代畢竟不同了，獨裁依舊而民眾再無愚忠。極權時代，老毛敢大言不慚地公開宣揚「十五年趕超英國」的昏話，也敢於公開滅絕政治異見，在實際效果上更搞得全國地覆天翻、民不聊生、冤獄遍地。
在後極權時代，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雖然也講過不少昏話，但早已沒有了公開宣揚的底氣，而只能在內部縮手縮腳地喊兩嗓子，表面上卻要大講「與時俱進」，甚至在西方國家的議會廳裏，也要公開張揚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打壓異見時，也只能採取類似「地下黨」的秘密方式，而不敢發動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的大批判，見了西方政要，也不得不賣個「人情」，釋放知名的「政治人質」。
所以，現在的中共黨魁說昏話，雖有「聖諭」之名，再無一言九鼎之實，特別是關於意識形態的昏話，黨魁幹叫，大家不動，甚至反彈。一陣風刮過，異見之草非但沒有除根，反而又長高的一點，雖然長的慢些，但也在一點點接近自由的天空。
所以，對此類昏話，大家已經提不起反感或憤怒的興致，有的只是蔑視和嘲諷。再回首時，如果還會被提起，大概只能淪為「新民謠」的素材，在飯局上作為佐餐調料，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