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追尋合理的開明民主體制，我們概括地討論過民主初起的背景，它開展的過程所衍生出的重要概念，民主、平等、自由的三角關係，代議政制的問題與代表的功能，舊民主觀中傳統論和急進論的異同，等等。基本的要素，稍稍碰觸過了。如果用說故事的時序來鋪陳，那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
鄧文正
面的故事呢？
話說二戰前後，歐、美刮起了一陣「經驗研究」風，朝着民主社會吹。好些人認為，舊民主觀所帶出的圖像，與現實不符；特別是急進論所楬櫫的人民自主模式，不合實情。為甚麼這麼說？因為他們看到政府日形膨脹和複雜，利益團體的聲浪像要蓋過輿論，人民作主變成精英領導，投票行為不符理想等現象，覺得很不對勁。先不說對錯，就談談他們的看法。
政府規模變得龐大複雜，那是近代社會趨勢。科學與技術日新月異，經濟活動日益頻繁，政府要監管；制訂政策又多又難，百姓無法參與。那還不止，經驗派所得資料，顯示西方社會的管治者是精英分子，不是普通人，而多數人不是愚昧便是冷漠，讓政治精英更易取得政治權力。本來嘛，政治精英重要，從來如是︰柏拉圖（Plato）的理想人君就是個精英；但因複雜社會在組織上需要精英行事，卻是近代產品。柏瑞圖（Pareto）、韋伯（Weber）等名字大家熟悉，他們都談到同一問題。既然是精英領導（少數管治），哪裏還有民主（多數管治）？
當時的研究又認為，多數選民對公共政策不感興趣。一方面說，投票不投票，因着「社會決定論」︰投票行為基於社會經濟地位（所謂SES指標）、種族、宗教等因素。另方面說，選民看來既不知政策所在，也不關心。如果投票當屬理性政治行為，那多數選民都「不理性」。這麼一來，怎能期望他們管治社會？怎能不靠精英？
多元社會，人民憑着不同興趣或利益組織起來，份屬平常。商、工、農、士，各式各樣的團體多着，他們都為自己爭取利益，也很自然。經驗派擔心兩個問題︰一、利益團體各為其主，要促進「主子」的利益，那跟促進整體利益不符；二、團體轉移了成員的視線；他們應着眼在共同利益而不是個別利益，因為後者與民主原意相左。
對這些批評，回應有兩種︰一是反駁的，一是接受某類觀察、但不接受它的結論的。先說前者。
反駁的人認為，正式來說，這些觀察並不構成「挑戰」，觀察結果也不見得有效。民主，是種理念，不是實證的描述；說民主不符現實，根本沒有必要。追求一種理想，並不等於已達到理想境界；好比說，世上多壞人，就不是說不要求大家做好人吧？固然，如果現實和理念的鴻溝絕對無可彌縫，那麼理念本身也會有問題的，某種程度的差距倒一定存在。是不是說，那理念就是烏托邦了？
假定政治權力操在「不理性」的百姓手裏，也就是所謂「不理性」的選民作主，那樣的制度就不值得追求了？從古到今，憧憬着聖王明君的賢人政治，中外無別；賢君，數數看，有多少？作統治者的，就很「理性」了？看看我們自己的歷史。
抗戰期間，胡適說蔣委員長戰後行民主，答覆是人民太愚昧，慢慢再說。適之先生不灰心，戰後舊事重提，仍不得要領。到了台灣，《自由中國》的張佛泉有一本《無法出讓的權利》。他在書中建議推行民主，可從城市作試點。官方的回應是︰人民不懂選舉。
抗戰期間，民盟與共產黨一起嚷，說國民黨不開放、不民主。五十年代初，民盟舊事重提，結果做了「泥菩薩」。六四後，民盟瘖然，官方喉舌還在說，百姓太無知；民主，是一、兩代以後的事。
香港回歸後，自詡「冷靜理性」的諸君說︰你們吵甚麼？英國人有給你們民主嗎？這叫「理性」的論點。百姓都不理性的。當然。
聽說「我們當家作主」了。記得幼時讀舊小說，見山寨中稱王的都叫大當家──只有他講理，我們都只配當呱呱叫的小嘍囉，一定不懂理性。誰說當家不是給我們作主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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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禧文學舍創辦人，文章隔星期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