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以來，在各年施政報告中，董特首總花上不少篇幅談大計談藍圖，對施政失敗的檢討，卻只有輕描淡寫的表述。像「七一」遊行這樣於港人來說的頭等大事，04年的施政報告亦只有一句提及。「市民『七一』大遊行，清晰表達了對政府的不滿」。既沒解釋甚麼導致「七一」遊行，亦沒談及政府將如何因應這事件而改善施政。
從內容的着力點上可以看到，到今天董特首始終相信自己及其所領導的政府仍然有駕馭特區一切事務的能力，而既然有這樣的想法，施政失敗當然與他及特區政府的能力無關，那又何須對政策進行檢討。
特首何厚鏵的施政作風完全不同。首先，他在其第一份施政報告中，便已明確地表達了他對政府能力有限的深切領會。此外，在往後的每一份施政報告內，何特首都會花上不少筆墨去檢討施政失誤的地方。誠如他在05的施政報告中所說：「從前瞻的視野來看，我們認為，作為施政的總結，了解施政的不足，更為重要」。
在檢討施政失誤時，亦從不試圖掩飾，輕輕帶過，而是抱持直面的態度。05的施政報告中寫道：「在公共行政方面，部份政府部門，官僚主義文化依然頑固存在，其服務和『以民為本』的理念脫節，過去某些不良甚至惡劣的行政現象，死灰復燃。」這可不是個別例子，類似的批評很容易在各年的報告中找到，很難想像這樣的句子會出現在董特首的施政報告內。
同樣是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區，兩位特首的一念之差，姓董的迷信政府萬能，堅信真理在手故毋須花時間檢討施政失誤原因；姓何的深明政府局限，不斷對施政作出檢討以作微調政策之用，這就解釋了兩人管治表現的強大反差。
（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