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輝
對當代世界發展影響最深刻的兩種力量，莫過於全球化和城市化，這似乎是地理學者的一種共識。
然而，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地緣因素馬上消失？城市化又是否意味着空間形態最終趨同？無法為這兩個問題找到適當的結合點，則全球化將失去其載體，而城市化又將成為盲動的力量。
對於飛速發展的中國來說，作為地緣因素的亞洲並非僅僅是其躍向世界的中轉站。從傳統中國的全球化（天下秩序觀）轉向普世式的全球化（經典現代化觀），亞洲在中國－世界這一鏈條關係上，曾經起着轉折的作用（亞非拉解放運動）。隨着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亞太城市的崛起，則又徵兆着亞洲意識的重臨。
儘管亞洲至今還沒有一個類似歐洲聯盟的地區性協商共同體的出現；也儘管中國在建設近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優先參照「類美國」模式，採用全方位的地緣政治布局，但新的全球化分工，卻在從朝鮮半島伸延至印尼的環西太平洋地區找到了最重要的載體。二○○○年，本區包括了一百四十五座「百萬人口」城市，佔全球的36%。預計到二○一五年，全球最大的二十六座城市（按八百萬人口計算），本區將佔十六座。
這種構建模式顛倒了其他世界聯盟的模式：未來的亞洲聯盟不是一個由觀念（idea）而是由地方性（place）產生的地區。它以特有的模式重塑亞洲意識，也以特有的空間形態提供物質性基礎。
首先，亞洲傳統社會在備受全球化力量分解後，在重建社區網路方面，採用更為本土化的方式緩解城市貧困，例如菲律賓的社區按揭計劃和韓國的城市新社區運動；在修復基本需要供給方面，也採用更開放的方式提供基建服務，例如建造－營運－轉移的融資模式。兩者都是應對經典現代化過程中無法迴避的「去鄰里化」和「去技術化」問題。
其次，城市化帶來劇烈的空間形態變遷，形成一個包括超巨城市、世界城市、成長三角和大都會連綿區，以及基於這四者的城市走廊，其中最著名的是從北京穿越漢城到東京長達一千五百公里的呈倒S形城市走廊，是有關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技術力量的集中地。
中國的亞洲認同恰好擴大了未來亞洲聯盟的「地方性」，從它在緩解城市貧困中採用的重建社區網路和修復基本需要供給的策略，及其在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建立起高度關連的城市群，幾乎可以預見它最終要將從日本/朝鮮伸展到西爪哇的城市走廊連接起來，使用城市邏輯進行新一輪工業化和物量化的生產。
亞洲意識的重臨重構了中國新的亞洲自畫像。它擺脫了「全世界民族解放」的觀念先於地方性的困惑，更務實地面對城市管治，特別是政府與公民社會的關係，而這需要大規模更新傳統價值取向，包括政府對待大眾組織和社會運動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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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在中國工作的香港專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