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格爾（ChristopherLingle）
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上一本著作《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指出，全球化已成為爭奪利益者的工具，只有盲從自由市場的人才會贊同。他大肆攻擊國際貨幣基金會這個稻草人，指國基會代表大國利益，使拉丁美洲、印尼和泰國的國民生活更艱苦。
他曾是克林頓總統的心腹，先後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及主席，其後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顧問。辭任該職後，他跟兩位學者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的獲獎研究，是基於觀察到現實世界並非像完全競爭模型那樣，市場所有參與者均擁有完全信息。他們認為，若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即部份人掌握更多信息的話，市場可能失效，尤其是買家可能不信任賣家。
這些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當然有很多技術性細節，但市場並非完美運作這一點卻並非甚麼驚人創見。況且事實證明，市場失效之後很少會停止運作。問題多數源於干預太多，且通常是由斯蒂格利茨這類不夠謙遜的有識之士提出的。
除國基會外，斯蒂格利茨在新書《TheRoaringNineties:ANewHistoryoftheWorld'sMostProsperousDecade》（Norton）中，還舉出更多在全球作惡的壞蛋，包括華爾街和大企業的利益游說集團。他們的罪行包括要求開放電力市場、提供認股證給公司高層、拿退休金輕率投資、在帳目弄虛作假、胡亂提出收購合併建議等。當然，他也嚴詞批評美國積累巨額財赤，且矛頭主要指向喬治布殊。
本書企圖以信息不對稱理論，解釋過去十多年來的經濟災難。不過，斯蒂格利茨的主要結論是：問題源於市場「沒有適當監管」及「監管不足」。
斯蒂格利茨似乎患有「嚴重自負症」，使他不能原諒凡人的缺失。在這點上他頗像凱恩斯。當年凱恩斯所交往的，盡是制訂英國公共政策的才俊，結果形成印象，以為這些「唯理建構主義者」能夠使凌亂的市場恢復秩序。
書中唯一稱讚的似乎是作者自己，因為他的同夥都不夠堅定。他在嘲諷共和黨人之餘，也對那些膽怯地相信一己直覺、或屈從華爾街壓力的民主黨人深惡痛絕。
書中不少地方以錯誤理由得出正確結論。例如他指出，九十年代美國的繁榮期，並非因為財赤減少而催生。然而，九十年代的繁榮期，其實跟歷史上其他繁榮期沒有兩樣，都是因貨幣政策過份積極而產生百業騰飛的假象。但他似乎不了解這點。
他似乎明白，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犯了錯誤，未有及時收緊「炒孖展」的規定，避免股票市場形成泡沫。可是，他形容九十年代的繁榮期，是因虛假期望和謊言而導致的「過動」（hyperactivity），顯示出他根本不了解貨幣政策對經濟周期有何影響。然而，斯蒂格利茨的修辭技巧確實出眾，他批評敵人往往近乎人格詆毀。社會各界普遍認為他是出色的經濟學家，是否名實相副則不得而知。
我們或者可以寄望，斯蒂格利茨學習一下市場怎樣運作，成為更稱職的經濟學家。但這樣一來，他就必須放棄其真正的比較優勢，以至參與政治論爭、詈罵政敵的樂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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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危地馬拉FranciscoMarroquin大學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