跛足改革下的中美關係

跛足改革下的中美關係

劉曉波

胡錦濤和布殊在智利見面,大陸媒體發布的資訊中,兩人笑容可掬,看來氣氛融洽。胡布會的重點之一,是陷入僵局的朝核六方會談。
五十多年前,中共在戰場上支援金日成與美國打仗,是三個極權者結成同盟,毛澤東聽從史泰林的調遣,出兵朝鮮。中國卻為金家極權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財富的代價。五十多年後,獨裁中共又幫助極權者小金對付美國,只是戰場換成了談判桌。早已陷於國際孤立的金正日,卻得到中共的物資援助和外交支援,所以他才敢大逞窮橫,以步步升級的核訛詐要挾世界。
儘管金正日對改革以後的中共也有諸多不滿,但迫於國內外壓力,又不得不抱住中共的粗大腿。中共對金正日的支援來自跛足性質,正如中共在內政上堅持只經改不政改的跛足改革一樣。

自開放以來,中共內部的開明派、民間自由派和私營業主,一直把融入國際主流社會作為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融入國際主流社會需要三方面的改革,一是經濟上的自由化,向國際市場開放,與國際自由貿易規則接軌;二是政治上的民主化,逐漸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大潮;三是外交上兼顧利益和道義相平衡的原則,在處理國際重大問題上與主流文明保持一致。
然而,由於獨裁體制的根本局限,中共的對外開放,也與國內跛足的改革一樣,固守經濟開放和政治封閉的對外方針。同時,美國在實力上和道義上的雙重強大,中共政權在實力上和道義上的雙重劣勢,必然形成美方攻勢和中方守勢的外交格局,從而使中共對美國的態度處在分裂中:在利益上有求於美國,而在道義上制度上防範美國,抵制和平演變。
首先,中共維繫穩定的王牌是經濟高增長,中國經濟高增長又愈來愈依靠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以至於,如果離開了快速發展的外貿,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便不復存在。而美國具有最雄厚的資金、最大的市場和最先進的技術,加之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之巨大,使中共不敢得罪美國。

其次,隨着國力的提高和對外開放的拓展,中共想在國際上扮演地區大國的角色,黨魁也急於想擠進大國領袖的行列。這樣的外交目標,沒有美國的承認是無法完成的。所以,在國內政治上極保守的中共黨魁,卻在外交上極盡親美之態,甚至就是一副媚態。江朱時期如此,胡溫時期亦如此:為了保持中美關係穩定,儘量以務實低調來處理中美關係中的諸種危機。
再次,在極敏感的兩岸關係上,美國處於非常關鍵的地位,僅僅是台灣問題一項,就足以使中共不敢與美國撕破臉。中共最忌諱的台獨勢力能否成氣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的態度。所以,保持穩定的中美關係,在反恐、經貿、朝核問題上與美國合作,換取在外交上遏制台獨的王牌。
同時,在道義上處於劣勢的中共政權,所面臨的主要外部政治壓力來自美國,所以,中共又把在國際關係中抗衡美國壓力作為主要外交策略,通過國內灌輸和外交策略來遏制美國的和平演變。首先,中共在外交上也採取利益收買手法。為了抗拒美國的人權外交壓力,中共以巨大的市場和豐厚的訂單來分化主流國家。同時,對那些無原則的無賴國家,中共盡力收買之,並與朝鮮、古巴、緬甸等獨裁國家眉來眼去和投桃報李。特別是在人權和台灣問題上,中共為贏得更多國家支援,灑了大筆金錢。

其次,中共利用西方國家間的矛盾,不失時機地加入提倡多極化而反對單極化的反美大合唱中。先是出錢搞了個「上海合作組織」,企圖聯俄抗美;繼而跟在法德反美同盟後搖旗吶喊。在朝核危機上,中共既要討好美國,積極介入六方會談;又想以朝鮮為外交王牌,與美國討價還價。中共和金正日的調情,皆是基於維護對內獨裁、對外抗拒美國的目的。但,獨裁者間的結盟毫無信譽可言。當年,中共以巨大代價幫助金日成,非但沒有換來牢不可破的友誼,反而得到恩將仇報的去中國化。現在,中共對金正日的幫助,除了單方面的付出、糟蹋中國納稅人的血汗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實質回報。
再次,在現實外交上低調對美,而在國內輿論導向上,中共把中美間的制度之爭偷換成民族之爭,從不放過任何抹黑美國的機會,從九三年北京申奧失敗到「銀河號事件」,從科索沃之戰到使館被誤炸,從中美撞機到倒侯之戰,從美國大選到虐囚醜聞……都極力煽動反美的民族主義情緒。
在國內煽動對美國的仇恨之火、在國際上支援流氓金正日與美國玩火的中共,弄不好就是引火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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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前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