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
胡錦濤和布殊在智利見面，大陸媒體發布的資訊中，兩人笑容可掬，看來氣氛融洽。胡布會的重點之一，是陷入僵局的朝核六方會談。
五十多年前，中共在戰場上支援金日成與美國打仗，是三個極權者結成同盟，毛澤東聽從史泰林的調遣，出兵朝鮮。中國卻為金家極權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財富的代價。五十多年後，獨裁中共又幫助極權者小金對付美國，只是戰場換成了談判桌。早已陷於國際孤立的金正日，卻得到中共的物資援助和外交支援，所以他才敢大逞窮橫，以步步升級的核訛詐要挾世界。
儘管金正日對改革以後的中共也有諸多不滿，但迫於國內外壓力，又不得不抱住中共的粗大腿。中共對金正日的支援來自跛足性質，正如中共在內政上堅持只經改不政改的跛足改革一樣。
自開放以來，中共內部的開明派、民間自由派和私營業主，一直把融入國際主流社會作為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融入國際主流社會需要三方面的改革，一是經濟上的自由化，向國際市場開放，與國際自由貿易規則接軌；二是政治上的民主化，逐漸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大潮；三是外交上兼顧利益和道義相平衡的原則，在處理國際重大問題上與主流文明保持一致。
然而，由於獨裁體制的根本局限，中共的對外開放，也與國內跛足的改革一樣，固守經濟開放和政治封閉的對外方針。同時，美國在實力上和道義上的雙重強大，中共政權在實力上和道義上的雙重劣勢，必然形成美方攻勢和中方守勢的外交格局，從而使中共對美國的態度處在分裂中：在利益上有求於美國，而在道義上制度上防範美國，抵制和平演變。
首先，中共維繫穩定的王牌是經濟高增長，中國經濟高增長又愈來愈依靠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以至於，如果離開了快速發展的外貿，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便不復存在。而美國具有最雄厚的資金、最大的市場和最先進的技術，加之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之巨大，使中共不敢得罪美國。
其次，隨着國力的提高和對外開放的拓展，中共想在國際上扮演地區大國的角色，黨魁也急於想擠進大國領袖的行列。這樣的外交目標，沒有美國的承認是無法完成的。所以，在國內政治上極保守的中共黨魁，卻在外交上極盡親美之態，甚至就是一副媚態。江朱時期如此，胡溫時期亦如此：為了保持中美關係穩定，儘量以務實低調來處理中美關係中的諸種危機。
再次，在極敏感的兩岸關係上，美國處於非常關鍵的地位，僅僅是台灣問題一項，就足以使中共不敢與美國撕破臉。中共最忌諱的台獨勢力能否成氣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的態度。所以，保持穩定的中美關係，在反恐、經貿、朝核問題上與美國合作，換取在外交上遏制台獨的王牌。
同時，在道義上處於劣勢的中共政權，所面臨的主要外部政治壓力來自美國，所以，中共又把在國際關係中抗衡美國壓力作為主要外交策略，通過國內灌輸和外交策略來遏制美國的和平演變。首先，中共在外交上也採取利益收買手法。為了抗拒美國的人權外交壓力，中共以巨大的市場和豐厚的訂單來分化主流國家。同時，對那些無原則的無賴國家，中共盡力收買之，並與朝鮮、古巴、緬甸等獨裁國家眉來眼去和投桃報李。特別是在人權和台灣問題上，中共為贏得更多國家支援，灑了大筆金錢。
其次，中共利用西方國家間的矛盾，不失時機地加入提倡多極化而反對單極化的反美大合唱中。先是出錢搞了個「上海合作組織」，企圖聯俄抗美；繼而跟在法德反美同盟後搖旗吶喊。在朝核危機上，中共既要討好美國，積極介入六方會談；又想以朝鮮為外交王牌，與美國討價還價。中共和金正日的調情，皆是基於維護對內獨裁、對外抗拒美國的目的。但，獨裁者間的結盟毫無信譽可言。當年，中共以巨大代價幫助金日成，非但沒有換來牢不可破的友誼，反而得到恩將仇報的去中國化。現在，中共對金正日的幫助，除了單方面的付出、糟蹋中國納稅人的血汗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實質回報。
再次，在現實外交上低調對美，而在國內輿論導向上，中共把中美間的制度之爭偷換成民族之爭，從不放過任何抹黑美國的機會，從九三年北京申奧失敗到「銀河號事件」，從科索沃之戰到使館被誤炸，從中美撞機到倒侯之戰，從美國大選到虐囚醜聞……都極力煽動反美的民族主義情緒。
在國內煽動對美國的仇恨之火、在國際上支援流氓金正日與美國玩火的中共，弄不好就是引火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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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前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