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恩（JamesA.Dorn）
今年三月，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在立法會發表財政預算案時表示，本財政年度不會加稅，以免拖慢經濟復甦。更重要的是，他強調將來香港經濟發展的大原則是「市場主導，政府促進」。
現時經濟正穩步復甦，唐司長卻已轉移目標：開徵新稅以彌補財赤，控制公共開支不多於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二十。他仍然希望由市場主導。真的能夠這樣嗎？
假如香港落實唐司長建議的商品及服務稅、資產增值稅，以及向香港居民的海外收入徵稅的話，也許能夠消滅財赤，但香港將不再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
唐英年訂立目標，控制政府開支至不多於本地生產總值兩成。若跟歐洲的福利國家相比，似乎不錯，但奠定香港自由經濟基礎的前輩──包括在一九六一至七一年間出任財政司的郭伯偉爵士──肯定不會這樣想。二○○四至○五年度，香港政府的總開支預算為二千五百八十七億，約為本地生產總值20%，其中26.4%為醫療及社會福利開支。
過去十年，香港社會福利開支的增長高達236%，若不想辦法控制這方面的開支，香港將喪失體制上的比較優勢。屆時社會的精力將由創造財富逐漸變為再分配財富，並使整體水平下降。
唐英年今年三月在立法會指出，期望在二○○八至○九年度達致平衡預算，並致力縮減政府規模至本地生產總值的16.9%。若他決定落實各項徵稅建議，確實可以擴闊稅基；同時政府為增加稅收，必定會增加稅率，情況就如八十年代列根改革美國稅制一樣。
當年美國國會通過列根的改革方案，將最高邊際稅率由70%減至28%，同時擴闊稅基。列根卸任後，民主共和兩黨的議員都乘着稅基擴闊之便，建議加稅以增加政府收入。現時最高邊際稅率為35%，政府規模不減反增，財赤也創下歷史新高。
要有效控制政府規模，必須建立經濟自由的價值觀。經濟自由一向是香港最寶貴的資產。若因為擴闊稅基，遂以為政府的「有形之手」可輔助市場的無形之手，無意中損害經濟自由，實在令人惋惜。
一八四四年，港英殖民地政府的財政司馬田（RobertMontgomeryMartin）曾預言：「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香港演變為商埠連微乎其微的機會也沒有。」時至今日，香港已成為全球最富裕的地區之一，原因並非自然資源豐富，而是因為經濟自由。企業家不斷湧至，正因為香港市場開放，稅率偏低。香港能夠成功過渡為服務業經濟體系，全賴有靈活的勞工和資本市場，法制具透明度，能夠有效保障私有產權和締約自由。香港若開徵銷售稅和資產增值稅，將會喪失獨特性，削弱競爭力。
二百五十多年前，蘇格蘭經濟學大師亞當．史密斯如是說：「將一個國家由蠻荒不毛之地改變為富裕繁華的地區，不用大費周章，只需要社會安定和平、稅制簡單、司法制度大致合理即可。」他這點觀察今天仍然適用。JamesGwartney、RandallHolcombe和RobertLawson三位學者，比較研究了經合組織成員國和全球六十個國家，結果發現「要最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政府開支不應超逾本地經濟增長的15%」；而且「若政府規模超出此水平，將對國家創造財富有負面影響」。
香港能否繼續繁榮，很大程度上視乎能否捍衞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傳統。開徵新稅以穩定政府收入和縮減財赤，無論如何不及控制政府規模，維護經濟自由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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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凱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副所長，凱托文章逢星期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