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的中港大戰塵埃落定，雖然中國隊以七比○大勝香港隊，甚至被指合演了一場假波，中國隊還是與二○○六年德國世界盃絕緣。這場比賽不但是中國隊的生死之戰，對中國足球最高管理機構──中國足協而言，更是攸關生死的一役。現在中國隊無法挺進世界盃，備受罷踢問題困擾的中國足協，前途更加黯淡。
十月二日的中國足球超級聯賽，北京國安足球俱樂部（國安足球隊）質疑裁判的十二碼判罰不公，憤而罷踢，進而引發一場中超球隊針對中國足協的「足球革命」。如果中國足球隊在只有四個國家參賽的世界盃分組賽都不能出線，中國足協的管理能力更被質疑，在一浪接一浪的「足球革命」中，足協的權威和地位更加岌岌可危。
北京國安隊罷踢的理由是中超聯賽的環境惡劣，假球、黑哨、球員甚至裁判的賭波之風氾濫，造成球市低迷，球會投資者的利益受損。大連實德俱樂部（大連實德隊）的老闆徐明，迅速聲援北京國安隊，並主導了這場「革命」的大方向及過程。他將矛頭對準管理和直接操作中超聯賽的中國足協，質疑足協管理和操辦聯賽的能力和合法性，要求中國足協公布自有職業聯賽十年來的財務情況，並由各個參賽球會組成聯席會議，管理和運作中超聯賽，按照球會之間的約定，分配利益。
在參加聯賽的十二家球會中，目前已有七家參加「革命」。自十月二日起，足協和「革命者」交手多個回合，仍未分出勝負，雙方的立場似乎趨於強硬，迴旋的餘地不大。對「革命」是否真的有利於中超聯賽和中國足球的發展，內地媒體眾說紛紜。
但實際上，這場「革命」的意義絕不僅局限於足球，以徐明為代表的民間資本和以國安隊為代表的官方資本，要求當局按照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辦事，爭取自己應得的權力和利益，反抗足協等政府部門對投資者的無理掠奪。不同性質的資本，史無前例攜手挑戰由足協代表的政府組織，來自資本的力量公然挑戰政府公權力，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還是第一次。從資本造反這個角度看，這次「足球革命」對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遠比對足球本身為大。
特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