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輝
與其說政治是一門藝術，毋寧說是一種態度。漢人尚賭，唐人好色，宋人愛錢，明清人貪權，中國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的變遷，完成一種幾近乎好鬥的本色。
每種態度的轉移都是具顛覆性的，且與立國精神相依存。特別在近半個世紀，隨着劇烈政治運動的起伏，中國社會不可逆轉地趨向扁平化，國家意志幾乎是毫無阻攔可以直達社會的每個層面。在近來「弱省強市」的行政區劃試驗中，國家和社會的重叠關係更形牢固，時刻都可以保持在「本土現代性」條件下，釋放國家力量。
另一方面，藉着一種有別於東亞各國的「貿工技」工業發展路線，中國經濟迅速地以世界工廠模式被納入全球化的分工體系中。而且，更藉着亞洲金融風暴之機，迅速地向市值至上的美國模式急轉彎，使其經濟體量劇增，在超大量生產的同時，也加速對「全球現代性」的追求。
這種超前發展的態勢，雖然被掛上諸多問號，但卻是一種對「大國開放模式」的追逐，在尊崇國際自由貿易規則的同時，也不乏對市場競爭的類比。
以空前的速度擴張其經濟體量，固然可以被賦予各種經濟學上的解釋，但在實質意義上，則無過於在政治上形成一種「類美國」的態勢，使中國在美式自由民主的底色襯托下，還可以滲入先秦政治的理想元素。
但是，以復古方式取得「本土現代性」和以超前方式取得「全球現代性」，似乎使中國陷入無休止的好鬥角色中。特別是其在「本土現代性」中顯現的去階級化和在「全球現代性」中顯現的無限資源概念，不僅加劇政黨承擔的道德風險，也加深國家經濟對外資的依賴。前者在建國後若干政治事件中顯見痕迹，後者則在生態和環境破壞中表現無遺。
將國家力量約束在政黨道德底下，將民間資本讓位於外資的一個直接的結果是：國家未以常規軌迹進行現代化。
一種「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的召喚，時刻縈繞在創建共和一代人的心坎：它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用以規範公民道德，但它來自民眾的聲音，卻促使政黨自覺地保持其先進性；它沒有金融制度創新為其工業革命作鋪墊，但卻不妨礙它通過跨國公司走向國際資本市場。
於是，「本土現代性」和「全球現代性」之間的差異形成一種將中國推向現代化的張力，使得它在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仍然得以取得植根於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生產基礎的工藝、技術和社會組織革新的歷史動力，進而使它可以按照美國模式進行歷史上最大的工業化和物量化國家的建設。
如何利用整一的政治利益代替分割的經濟利益，使這種現代化張力的效益達到最大化，正是中國在追逐美國完成大國開放模式的核心競爭力。而這無疑要求它在躍出亞洲走向世界時使用更高的政治智慧。
……………………………………………………
作者為在中國工作的香港專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