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國平
應否公投，以及公投議決中的字眼，成為有關政制問題的最新爭議。在爭取公投事件上，背後的動機自然是推動民主發展。然而，着眼爭取普選特首及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而忽略了回歸後民眾參與政府事務的空間日漸收窄的現實，對於推動民主，可能出現顧此失彼的情況。
回歸後雖然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增加不少，但特區的管治卻比以前更封閉。以文化政策為例，回歸前是由兩個具有民選議員的市政局負責，民眾可透個選舉或議員接見市民計劃影響文化政策。回歸後禽流感肆虐，政府把責任推卸給市政局，指其協調不力而將之解散，取而代之成立食物環境衞生署及康樂文化事務署兩個政府部門，並成立由政府委任、社會人士組成的文化委員會統籌文化工作。到最近政府進一步解散文化委員會，成立三個沒有實權的諮詢委員會，從此所有文化政策的決定權集中在政府手上，民意代表影響日漸式微。
另一個例子是行政會議及諮詢委員會的組成方法。六七年暴動後，政府傾向委任社會各界精英，包括商會及社團代表加入各諮詢委員會，當中精英中的精英會被委任為立法局甚至行政局成員。這種「行政吸納政治」模式雖然距離民主制度甚遠，但由於商會及社團代表或多或少代表某種界別，相當民意亦能反映到政府決策機制中，管治質素亦得以維持。
至於現時特區政府則以政治攤派方式，委任支持政府人士加入行政會議及諮詢委員會，擁有龐大民意支持的泛民主派，有幸被委任者寥寥無幾，以致民意不能有效反映到政策過程中，近年特區管治問題與此不無關係。
西九龍文娛藝術發展區的策劃，更是政府謝絕民眾參與的最新例子。首先，政府一意孤行，以單一財團形式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發展區，令許多中型發展商因財力不逮而棄權。繼而在首輪審批中，把過去默默支持文化活動、同時得到部份文化界人士認同的太古集團淘汰出局，至於其他本地華資發展商的計劃，雖然地積比率遠遠超過建議，卻被納入最後審批。對於審批標準的初步構思，政府又遲遲不予公布，一切過程黑箱作業，顯示政府根本不想民眾對審批結果有絲毫影響。
相對於○七、○八年雙普選，爭取民眾參與管治並不容易引起傳媒注意，也不易為政治人物贏取選票，所以不能期望政界人士會積極推動。因此在這事件上，是民間團體扮演主導角色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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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