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董建華出席青年高峯會議時，鼓勵年輕人就社會事務多發表意見，並在回應出席會議的青少年所提出的問題時，表示會要求政府官員更多通過青年事務委員會轄下青年論壇收集年輕人的意見。董先生表示會重視年輕一代的意見，這是好事，但不叫人驚喜。坦白說，有誰聽過政治人會公然表示對年輕人的意見不感興趣和不重視呢？政治領袖向年輕一代示好，無論是真心還是假意，基本上是指定動作。
呂大樂
我不會懷疑董先生鼓勵青年更多參與社會事務的誠意，但我真的懷疑以他為首的特區政府，有沒有爭取年輕一代的支持的能力。政府鼓勵青年參與社會事務和政治，從來不是一件容易處理和完成的工作，不少地方的政府都在這個問題上吃過苦頭。
就以較近我們生活經驗的情況為例，當年港英政府在六六年九龍騷動和六七年暴動之後，有見於社會存在民怨，青年一代躁動不安，於是展開一系列的青年工作，其中包括搞論壇、培養青年領袖、鼓勵文藝出版等。雖然不是完全沒有成績，但在各項工作推展的過程之中，不能避免地遇上青年求知、思想無界限。與政府只能接受他們在既定框框（即不會觸及敏感課題及不會挑戰政府權威）之內，進行社會參與的矛盾，最後有的項目無疾而終，有的不歡而散。而在矛盾爆發的過程之中，青年只會更清楚見到政府的虛偽，更明白建制的種種束縛與限制。這一類矛盾不能避免地，會在日後特區政府種種鼓勵青年參與社會的活動中同樣發生。
但特區政府的難題不僅於此。它的另一難題是在近年經濟及社會環境的轉變底下，不少年輕人固然直接受到打擊（失業、學歷貶值等），而更大影響的是青年工作者（如教師、社會工作者）亦有不少自覺是新環境下的受害人。
我不會懷疑青年工作者的專業精神；他們都會以專業態度做事，不會因個人問題或苦況而影響工作表現。但可以肯定，由一般青年人到專業的青年工作者，他們對目前政府施政的各種工作、目標、心中存有無數的問號。政府要做好青年工作，不可能只搞形式，而不直接面對和處理社會上的種種問題。
可是，最重要的，是特區政府無法在青年面前自圓其說。為甚麼年輕人要積極參與一個（董先生所言）「很快便可以民主化」，但現實上又至少短期內不會出現重大轉變的政治制度呢？特區政府可以大講社會參與、國家民族、公民責任，但一談到政治民主化、公民權利便總是閃閃縮縮，大放空詞，而少談具體。在很多年輕人眼中，特區政府是一個不重視民意、害怕民主、不能取得民眾信任、是民怨的焦點的一個政府。對現時十五至三十歲的年輕一代來說，兩次「七一大遊行」是他們的集體經驗和回憶，政府高官的面孔和表現，深深印在他們的腦海裏。很多青年認為特區政府應公開承認錯誤，並且提出實質改變的方案。但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裏，特區高層有做過嗎？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所做的一切，基本上已失去了一代青年的支持。而真正要為這個問題頭痛者，不是董先生，而是第三屆特首。前者大勢已去，無力可挽；後者要背上前人失敗的包袱，有苦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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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文章隔星期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