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於10月24日所寫的文章「政府發固網新牌添政策風險」，評論了政府提出改變監管電盈市場主導者地位的「以新牌代舊牌」建議，亦即是由事先監管改為事後監管。結果，電訊管理局副總監傅小慧小姐來函回應。
簡單而言，她的觀點有二：（一）政府建議「新」的事後監管手法並非新鮮事物，一直已經存在，可以不存在「權力愈來愈大」的問題（註：事實上，此句乃是由編者所起的小題，並非筆者文中用語）；（二）政府對「濫用優勢營辦商的規管法理和政策是公平競爭法中的基本概念，在實行公平競爭法的地方都有清晰指引，並累積了數十年的案例可供參考」；此外，「有關上訴委員會及法庭的司法覆核機制均對電訊局長權力有所制衡……」藉此反駁筆者指法例「可供詮釋和酌情的空間極大」的批評。
如筆者一直認為，監管是事前還是事後屬其次，關鍵在於政策的開放、透明度和可供預測，這樣才可讓眾營運商在公平環境下競爭，亦使營運商在充分審視風險和商機下作出最佳的商業決定。
新的事後監管是否一種可供預測和高透明度的制度，端視條文對執法機構的制衡有多少，而非執法之後營運商要上訴或司法覆核機制有多完善──執法機關可先按照自己的旨意詮釋「大幅度妨礙市場公平競爭」，對某某營運商作出干預，對方不滿才可上訴；但若執法機關出錯或濫權，後果將無法挽救。從另一個角度看，若電訊管理局深信法律制度已經有清晰指引和充份的案例，何不規定政府每次向營運商作出規限前，要先向法院提出申請，藉此實踐執法機關受法律制度制衡的原則。
可惜的是，傅總監的回應並無提出新制度具有可供預測和高透明度的證據，只一味重申現有制度的優點，令本是開放的討論未能貫徹始終。
筆者認為，目的靠上訴或司法覆核的機制尚未足夠制衡政府，代議政制又不足以監察電訊管理局這類執法機構，我們惟有等候明年電訊和廣播的規管架構合併的建議出台後，公眾會把制衡機制提上討論日程。美國FederalCommunicationsCommission（FCC）和英國OfficeofCommunications（Ofcom）的機制實在值得香港參考，但既得利益的執法機構是否願意放權，則有待觀察。
侯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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