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敬慈
勞動作為一種商品，在市場上由供求決定其價格（工資），似乎天經地義，信奉自由主義的政府自然不應干預，但這種說法經不起考驗。在一般情況下，都是供大於求或求大於供，決定勞動價格的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價值、人口周期、家庭觀念、性別角色等，其中政府的角色從不缺乏。隨着服務業的迅速發展，香港某些行業在八十年代出現勞工供應短缺，女性被動員入全職市場，增加勞力供應，為創造條件，政府引入外籍家庭傭工。政策的結果是服務業勞工的供應增加，在需求穩定的情況下，工資必然減少。
在教育方面，政府在九十年代起擴展大專教育，工商管理、經濟金融、電腦等學科興起，原因是政府估計香港正轉型為金融業和高新信息產業主導的地區。近年青年失業嚴重，政府就推出展翅計劃，提升工作技巧之餘，更能短期地抑制勞工供應。控制供應，就能控制價格。政府鼓吹的終身學習，就技術勞工的整體而言，必然是供應增加、工資下跌。
政府對勞動市場的影響還包括介入需求和直接規管。前者包括公務員政策，公共服務和公共工程等，後者包括工資和工時管制。既然都是政府介入影響工資的政策，為甚麼影響勞動供求從而影響價格不帶來爭議，惟獨直接規管價格就帶來那麼大的非議？
商界認為最低工資和工時上限增加勞工成本，他們卻以社會競爭力進行辯解，試圖令人相信商界和工人利益一致。香港的資本高度集中，令數個資本家足以隱性地影響政府，勞工的零散令組織和集體行動出現先天性困難，部份工會被政權吸納，獨立工會力量薄弱，都令商界的權力足以創造神話。勞工市場的自由說就是商界和政府創造出來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