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銳
正當傳媒大事報道美國總統選舉，伊拉克局勢等牽動情緒的政治事件之際，《華爾街日報》卻報道在美國多間投資銀行正在靜靜起的革命。毫無意外，仍是Enron案所惹的禍。
Enron案中最令人關注的其中一件事，是投資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一些利益衝突。譬如研究報告鼓勵投資者購買某股票或債券，而該公司其實正擁有大量該股票或債券，甚至正等待價位推高時賣出。於是，有部份機構包括BondMarketAssociation（債券市場協會），便發出指引，希望避免歷史重演。
當然，市場的回應往往更高一籌。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競爭壓力下，如果其他競爭者的做法比指引更徹底。那麼，如果公司只願單單跟隨指引，則可能令小投資者認為該公司有「可疑」，因而撤回投資。因此，有很多公司嚴格規定員工不能既做分析員，又參與（公司轄下的）買賣，於是有些公司出現內部調職。有公司甚至特別將「研究部」及「投資部」分隔在兩個地方，以避嫌疑。GoldmanSachs甚至停止出版有關「利息投資策略」的研究。這樣，該公司的債券買賣，便根本沒有機會與研究有利益衝突。
筆者忽然想起，類似的「避嫌指引」在香港究竟有多少被執行？有多少公司願意「多走一里」，比指引做得更徹底？香港的金融市場，在防止利益衝突方面，是否趕得上國際標準？
其實，需要參考避嫌指引的，不但是金融市場，有些積極參與金融市場買賣，又同時積極在傳媒「教導」民眾投資的一些學者，也應同時參考。同樣，一些地產發展商、大型地產代理的分析員，可能也要謹慎發言。
甚至，不一定在資產市場，在其他的產品市場也需要考慮。譬如說，如果某某影評人，同時（匿名或其名）替電影公司撰寫劇本，那麼，閱讀該影評人的讀者，是否有權利知道該影評人與不同電影公司，過往及現時的種種合作關係呢？又譬如，如果某傳媒的唱片騎師同時是歌手，播放自己的歌已經不在話下了，如果他、她播放同屬一間唱片公司的歌手的歌曲的話，該唱片騎師的聽眾又是否有權知道他與唱片公司的關係？（當然，我們未必會要求該唱片騎師每次播放時都提醒聽眾，但或者可以考慮，唱片騎師建立一個網站，列出所屬唱片公司，以及該公司的所有歌手/藝人等）。
說到底，我們希望香港的市場有多透明？又願意付出多少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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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