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秀蘭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被視為第三屆特首人選之一，他較早前提出下任行政長官應具備的條件，包括得北京信任、港人接受、包容社會不同聲音；平衡各界利益、能幹、有抱負、有承擔。不數日，唐英年在立法會發表政府開源的可能性。
除卻特區政府成立第一年外，香港持續受財赤困擾，儲備水平下降。重新檢視公共財政開支，並制訂一套穩健、為各界接受的稅制，是特區政府當務之急。如果唐英年在任內能夠理順公共財政開支，並為港人接受，將是他競逐特首成功與否的關鍵。可以想像唐英年盡力在○六年底之前有所作為，亦即是○五、○六兩年的財政預算案必有大動作。
稅收除了應付公共開支外，亦有財富分配的效果，故此有能者多付的原則，令高收入人士承擔較多社會責任。但司長以頭三十萬名納稅人共付出八成半薪俸稅，便體現了能者多付，並不完全正確。
據一九九一至二○○一年連續三個人口普查顯示，財富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手上，最高家庭收入組別的二十萬個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從六萬一千六百八十增加至八萬，次組別的中位數由三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增加至四萬四千六百五十，但薪俸稅的標準稅率是百分之十六，就算個人每年收入過億與月入四萬的一般中產也是繳交相同的標準稅率。現行稅制無法在頭三十萬名納稅人組別內體現能者多付，才是許多夾心中產階層抱怨的原因，司長將掌握最多財富的一群與夾心階層混為一談，是誤導民眾。而最低家庭收入則從三千零八十四跌至二千九百七十七，稅基不能擴闊，其實是貧者愈貧，無足夠收入的結果。
要真正落實能者多付，當局應考慮將薪俸稅和個人入息稅的標準稅率提高，讓高收入群承擔合理的稅務責任。同時擴闊稅階，減輕夾心階層的擔子。有政黨建議馬上減稅，未免過於急躁，一時賣地收益增加並不等於穩健的經常性收入改善，財赤若有起色，應盡快恢復削減了的社會服務和綜援金額，將處於水深火熱的社群放在優先受助的位置，才符合能者多付原則。
政府近年鼓動用者自付，藉以收回公共服務成本，例如處理廢物等環保稅收。類似收費的目的應限於減低民眾無節制地使用服務，避免引致納稅人承擔不必要的浪費。
民眾理解環保的重要，議會對當局申請撥款進行環保工作大開綠燈，但假若民眾減少生產廢物或抵制生產廢物的機構，便可省回不少為廢物善後的開支。雖然受禁於徵為目標的收費用不上能者多付的原則，民眾亦應考慮接受。但要小心監管政府必須緊守收入中立的原則，將稅收所得全部用於保育工作，發展廢物回收行業，提供低技術就業機會，抵消收費對基層的影響。議會批准當局開徵稅收的同時，須確立機制由當局定時公開收支狀況，不留任何空間給當局將廢物處理費用轉為變相人頭稅。
銷售稅是唐英年八項建議中影響最深的一項。梁錦松掌權期間已為開徵銷售稅鋪路，委任小組作稅制檢討報告。因為政府計劃的節流與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仍不足以填補五百六十億財赤，銷售稅帶來約二百億收入剛好填平赤字，成為政府推動銷售稅的最大誘因。
銷售稅的壞處是累退，不論能力，也是付相同的百分比，對基層不公平。當局應參考外國經驗，制訂基本家庭開支線，若家庭收入不足此數，便將銷售稅金額退回。作用類似免稅額，可保障基層大眾不受新稅項影響。政府亦應在薪俸稅作相應調整，免令夾心階層負擔過於沉重。銷售稅也有優點，其一是資訊科技令創富程序輕易移往海外，境內居民使用基建和公共設施，卻不用承擔責任，單在利潤和入息抽稅已不能追上科技的步伐，銷售稅可補這方面的不足，令境內居民即時分擔公共開支的責任，權責相稱。筆者相信司長提出境外徵稅的用意亦在此。不過，引入銷售稅是基本稅制變革，必須與其他配套措施一籃子審視，政府能否成功游說民眾接受，關鍵在整體配套是否公平分配承擔公共開支的責任。坦誠的諮詢，採納意見時維持高透明度，可減輕社會就新稅項產生的分化。
既然同意下任行政長官須為港人接受，各有關人士應盡早確認競逐的意圖。一方面港人繼續爭取○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候選人同時介紹治港理念，表達誠意，讓港人細心評估。北京千萬不要視爭取港人認同，為挑戰中央權威的行為，反之，應大力鼓勵各人爭取表現。否則，各路英雄抱着少做少錯的心態，盡提高大空建議給對手出難題，落實不了便諉過於人，或是互拖後腿，結果是爭拗不休，毫無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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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立法會前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