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個月，重慶萬州、四川漢源，先後發生因為車伕被官員打傷和收地賠償不公而觸發的四、五萬人大示威，現在河南省一宗普通交通意外，也引發幾千名漢族與回族騷亂。雖然觸發這些社會騷亂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從中可見中國社會已變得非常脆弱，潛伏的各種矛盾已到了總爆發的邊緣。
這次河南漢回兩族的騷亂，雖然有不同民族之間的習慣、文化差異等因素，但這也跟中國農村在改革後出現權力真空、農村原有的社會秩序失衡的現狀密不可分。在毛澤東時代，中共的控制從中央直達全國的所有自然村，這是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制最登峯造極的時期。
在此情況下，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又或各村之間的問題，例如爭奪土地、水源等資源的糾紛，都可以在上級政府的強力介入調解下，得以緩和、解決。
但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共的基層政權日漸萎縮，中共對農村的控制力不斷減弱，到現在已基本退出農村，令農村出現權力真空，宗族、宗教、民族的勢力取而代之，成為控制農村社會的主要勢力。
過去調解各村之間矛盾的機制不復存在，現在只靠各村之間的宗族或宗教勢力互相制約，缺乏更權威、更有力的力量（例如公安、法院等）斡旋，一旦鄉村之間產生摩擦，要麼自行解決，要麼大家暫時按着，伺機報復。
這次河南騷亂，肯定也是「冰凍三尺」，是兩族之間多年積怨的一次大爆發，否則怎會在讓一宗平常的糾紛，演變成如此大規模的衝突呢？這些積怨當然也包含了回族和漢族之間的恩怨，也跟兩族之間爭奪資源和利益的衝突有關。另方面，地方官員也不會直接插手兩族之間的問題，因為這吃力不討好，即使能擺平各種矛盾，卻也跟自己的政績無關，弄不好還會引火燒身。因此，各級官員極少直接介入鄉村之間的糾紛。
種種迹象表明，中國基層社會的怨氣已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愈來愈多人成為改革的犧牲品。相反，既得利益階層的勢力愈來愈大，由他們設計及執行的改革措施，自然更加強化他們的既得利益。在此情況下，社會怨氣不斷積聚，很多人似乎都在尋找機會，甚或製造機會，以發洩心中的怨氣和不滿。這就是中國在急劇轉型下，潛伏着各種社會危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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