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鴻
立法會中要求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的人士，所提的理據中最大的缺陷，是沒把這問題當作嚴肅的經濟問題來看待，那就是要問：在引入這兩個政策之後，生產力是會下降或是真會提升呢？生產成本又是否會下降或提升呢？
當然還要問的，是社會要憑甚麼標準，來釐定最高工時及最低工資呢？其實，不同性質的工作，工作時間都會有不同，強烈體力勞動的工作時間不能太長，體力及精神消耗低的工作時間就不妨可長些。更且，最低工資往往指向非技術的職位，相信不會為行政人員或主任級人士制訂。最低工資制訂得和市場最低的工資接近，那根本是無聊的活動；但若定得很高，不但會成為最高工資，僱主也可能因為成本太高而減低僱員的數目，導致失業率提升。
這裏更可看出，為何社會上要引用最高工時來結合最低工資，這是因為怕僱主要僱員工作加碼及加工時，也不情願多聘人手，因為後者還涉及保險及公積金等附加開支。不過，關心社會政策的，不能不撫心自問：這樣引入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根本無法增加生產力，反而會增加生產成本，僱主成本計算及社會競爭力又如何可承受得了呢？
有工會調查結果說有七成人支持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不過這種調查肯定欠缺科學及理性根據。一般勞動階層，也是社會大多數，當然希望可得到這些保障，或者其實是「優待」。真正負責任的調查研究，是首先要看看社會上低工資及高工作時間的情況是否嚴重，承受的人又是否得到補償？得不到補償又是否情願？（不排除有人為工作性質、滿足感或博升職加薪而努力）最後，引入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的政策，又是否較其他解決途徑更好？
更重要的，是被訪者要清楚引入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可能付出的代價，若果推行最低工資後，僱主要裁員來維持原來的成本，他們會否接受呢？為了符合最高工時，僱主要減薪，他們又會否接受呢？只有明瞭這一切，社會大眾才能明白，要引入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的社會和個人代價會是甚麼，當然，還要顧及成本加高可能帶來通脹、失業增加及投資意欲下降等代價。
最關鍵的問題是：為何社會上有工會及福利主義的人士，竟會不顧生產力及種種相關的經濟惡果，而還是要提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的政策呢？答案就在「工團主義」及「福利主義」醜惡的一面看得到。
無論工會表明要維護在職工人的利益，或是福利主義的議員要討好大多數勞動階層的選民，都會遮掩經濟的客觀鐵規律及他們可能要承擔的個人及社會整體代價。最弔詭的，是工會及福利主義政客表面上要團結工人和代表民眾爭取福利和權益，但實際上要邊沿化了可能失業及已經在失業大軍中的邊沿人士，他們在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政策下，只會是受害者，但他們是無法團結的少數。結果是工會及福利主義政客提升出「工人貴族」，但又營造了更多「流氓無產者」。
或許這些新失業大軍不必驚慌，因為隨之而來的，是要提高失業保障及綜援，政府要付鈔，加稅自然難免，更引發新一輪通脹甚至因生產力下降而又政府開支增大的滯脹，沒有經濟理念的民生政治只會把社會帶向深淵。
西方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在經濟蓬勃的社會是多餘的，因為社會工資在不斷提升，但在經濟低迷的社會，是個具殺傷性及具社會排斥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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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自由黨行政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