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
此次美國大選，伊拉克戰爭是否應該打，一直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里和現任總統布殊的競選辯論的主要議題。克里抓住現在伊拉克的困境大做文章，但布殊在反恐上的卓越作為，絕非克里的詆毀所能抹殺。
克里像西方的所有左派一樣，把無原則的和平共處視為「國家利益」的主要內容，把容忍邪惡政權作為不同國家的共處與維護世界和平的最佳手段。所以，他指摘布殊的「大中東政策」是空想，主張美國只應該管好自己的安全，不該向中東地區輸出自由民主，伊拉克人是否應該享有自由與美國無關。因為「民主不適應伊拉克人」，其潛台詞是「伊拉克人不配享有自由民主」。
布殊像所有負責任的西方大國領袖一樣，把向世界推廣「自由民主」，視為「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份，把鏟除邪惡政權，視為推廣自由民主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主要手段。因為，「自由民主」具有普世價值，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種族、文化、國別、宗教等的差異
——皆有資格享受自由生活和民主制度。所以，謀求連任的布殊堅持倒侯之戰乃正確的選擇，即便沒有找到大殺傷力武器，鏟除侯賽因暴政和建立自由伊拉克，進而在整個中東地區推動自由民主，便足以作為倒侯之戰的理由。
克里指摘布殊對「邪惡軸心」的指控是傲慢和鹵莽，而實際上，像當年的列根總統指控前蘇聯為「邪惡帝國」一樣，布殊對伊拉克、北韓和伊朗的指控，僅僅是事實陳述而已。特別是侯賽因和金正日，無疑是當今世界最邪惡的兩大暴君。難道侯賽因政權不夠邪惡嗎？難道侯賽因玩弄聯合國還不夠嗎？難道侯賽因的威脅僅僅是對美國而與世界無關，特別是與多數歐洲國家無關？難道只有在恐怖襲擊落到自己的頭上，歐洲人才肯主動出擊並寄希望於美國的強大武力支援嗎？難道非要等到侯賽因突然發動另一次更具破壞性的恐怖攻擊，西方的自由同盟才會再次團結起來嗎？
更重要的是，孕育恐怖主義的最佳土壤就是阿拉伯地區的獨裁制度和原教旨狂熱，難道自由國家和整個世界在屢遭恐怖主義之害的情況下，還要一味對庇護和支援恐怖主義的邪惡政權採取綏靖態度，眼睜睜看着恐怖主義的氾濫成災而無所作為嗎？必須有負責任的政治家領導下的自由國家挺身而出，向恐怖主義及其孳生地宣戰！
克里用沒找到大殺傷力武器而指摘布殊發動倒侯之戰，但先發制人的重大意義就在於防患於未然。美國正式宣布參加二戰是後發制人，阿富汗反恐戰爭也是後發制人，雖然二者都取得了勝利，但這種後發制人的勝利再輝煌，也只能是對已經造成的大災難的亡羊補牢，美國以及整個世界為這種後發制人，已經付出了全方位的巨大代價，綜合負面效應之巨大，甚至是後來的勝利無法彌補的。難道非要等侯賽因製造出大殺傷力武器，並付諸使用後才動手嗎？倒侯之戰起碼清除最有可能製造出，並敢於使用大殺傷力武器的暴君，因為侯賽因不但是戰爭狂，而且是曾經有過使用生化武器屠殺庫爾德人的暴君。如果繼續姑息養奸，等利用大殺傷力武器的恐怖主義攻擊已完成再後發制人，災難性後果將不堪設想。
克里指摘布殊犯了拋棄盟國和繞過聯合國的單邊主義錯誤，使美國陷入國際孤立中。實際上，這指摘似是而非：難道只有德國和法國才能代表歐洲國家，而英國、意大利及東歐諸國無法代表歐洲嗎？何況，在亞洲，美國的大多數傳統盟國（如日本、韓國等）皆支援反恐。至於聯合國授權問題，由於德法中等大多的從中作梗，美英兩國是在全力爭取而無功而返的情況下，才不得不採取行動。
當今世界，對全球性和地域性危機的處理，特別是在對待邪惡無賴國家時，沒有美國的參與就難以收到實際效果。邪惡的侯賽因政權像邪惡的塔利班政權一樣，對內壓迫本國人民，對外窮兵黷武，不僅是對美國的威脅，而且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對這樣邪惡的政權，在恐怖統治中掙扎的本國民眾，只能或被洗腦成狂熱的原教旨主義者，或無可奈何地歎息；愈來愈受制於多數無賴國家的聯合國，其清談館的性質注定了它的軟弱無力，第一次海灣戰爭以來的十多年中，聯合國已淪為侯賽因的玩物和避難所，德法等國提交給聯合國的一個個解決方案，由於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支援而被束之高閣；阿拉伯諸國儘管與伊拉克有仇，但沒有人能夠單獨打敗侯賽因；俄羅斯和中國又都曾與伊拉克關係密切，從海灣戰爭開始就一直為侯賽因站台……在聯合國缺少正視現實的勇氣和採取有效協調行動的能力的情況下，只有遭遇到九一一大災難的美國，既有倒侯的實力，又有倒侯的動力。
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一次鏟除暴政的戰爭像倒侯之戰這樣，發動得如此迅速、打得如此文明、勝得如此利落！儘管，現在的伊拉克局勢還不穩定，局部暴力和人質事件不斷發生，所以，有人稱之為「災難性勝利」，幸災樂禍的旁觀者也大肆談論「第二個越南」。然而，侯賽因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和對本國人民的暴政消失了，伊拉克人民自由了，明年一月的大選即將舉行。無論反美媒體如何抹黑布殊政府，但伊拉克人民的大多數仍認為：沒有了侯賽因的伊拉克會更好。正如大陸媒體《法制晚報》十月二十五日關於伊拉克的報道所言：「伊拉克平民專訪：孩子不恨美國兵害怕侯賽因」。
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任何正義事業的成功皆經歷曲折，甚至要付出慘烈代價。特別是在遵守國際規則和文明底線的自由國家與不講任何道德底線的獨裁政權、恐怖主義、原教旨主義等邪惡勢力進行較量之時，必要付出巨大代價才能取得最後勝利。九一一恐怖大災難是美國推廣自由所付出的代價，九一一後的反恐之戰，只不過是自由力量與恐怖主義的公開較量的開始，聯軍將士和平民的人員傷亡，不過是反恐鬥爭、推翻侯賽因暴政和建立民主伊拉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無論是反恐戰還是處理國際關係，布殊都不是一位完美的總統，但他畢竟先後贏得了後發制人的阿富汗之戰和先發制人的倒侯之戰的勝利。無論西方的左派如何抓住暫時的挫折大做文章，在歷史過去多年之後，人們才會像事後談論二戰初期的邱吉爾和冷戰時期的列根一樣，以「具有大智慧的大戰略家」來評價布殊總統。
無論倒侯的行動要冒多大風險，不行動的風險將更巨大，二戰和九一一就是明證！
所以，無論如何，倒侯之戰是正義的！布殊總統的決定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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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前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