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大人多的現代社會，要行民主，只有代議制一途。傳統論者把選出的代表看成經理人，可以因事制宜，自作主張；萬一有了利益衝突，也好折衷籌謀。急進論者把代表看作代理人，只能按當事人委託辦事。假如當事人的利益與大眾的不合，他當怎麼辦？
鄧文正
不能說，個人的決策跟整體的決策必然一致，因為集體是會欺凌個體的；我們早已多次提到了。如果說，代理人的唯一焦點，放在選民利益而無他，所以不涉其他利益，那也太牽強了。再看多一層。
功利論的重心在個人。選民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係，成了個體與集體的問題。如果把集體看作個體的總和，那兩者利益就不可能衝突︰所謂集體利益，只是把全部個人利益「加起來」。這看來也不太容易說得過去。
比較說得過去的論點是，我們所說的集體利益，其實就是個別利益能和諧共存的一種狀態。說不同利益共存，說個人最能判斷甚麼對自己有利，教我們看到這些說法背後，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影子，尤其是亞當．史密斯（A.Smith）的學說。「無形手」的比喻，很多人都聽過。用最顯淺的話來說，就是每個人的自然慾望，就像一只無形的手，推動着人去追求他的目標。使人人能無阻地追求，那社會整體的目標（利益）就能同時達到了。這等於說，集體利益就是人人自尋個別利益下，仍能保持的和諧狀態。
資源永遠短缺；人人奮力追求自己利益，必然引起衝突；可知和諧狀態不會自然產生，要靠人為的努力。所以Smith認為迫切需求法治制度，正要達到利己不得損人的和諧。政府的功能，也正在維繫法治秩序。但組成政府的，也是人，跟常人無異；如果追求自利是人的本性，那各代表也同樣會追求自利的。選代表作代理人，還要用選舉制來牽制他，目的正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總有整體利益並非個體追求的時刻，譬如說，與外敵戰爭。不見得人人都把「執干戈以衞社稷」當作自利去追求。除了訴諸「愛國心」或「犧牲精神」外，這個和諧論也起不了甚麼作用。急進論者除了邊沁（J.Bentham）提出說，大家應明白到，在道德層次上，公眾利益要比私利為高以外，也沒有好好解決這難題。最低限度，這不符合以前說的——每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斷者。
還有一種觀點，跟上述討論頗類似的，出自卡呼（J.C.Calhoun曾任美國副總統）。他與功利論不同的地方，是把追求個別利益的個人，轉移到群體身上。他抱的，是種「消極」的整體利益，成了近代「夥伴論民主」（consociationaldemocracy）的前身。Calhoun的基本論點是︰整體利益，體現在不妨害任何個別利益上面；任何團體的利益不受傷害，那總的利益就達成了。政治制度的設計，在要不讓任何個別或綜合的團體、或階級、或社會任何層面，能操控整體，也就防止了部份——不管多大的部份——可以操縱全體。那樣，任何部份要否決其他部份的情況，就可避免出現。因為這後果人人都樂得見到，也就對整體都有利了。
其實，從經驗看，兩種利益的分界線並不那麼明顯的。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看周遭、看世界，都明白到︰位置不同、背景不一，沒有人能夠看到一切。正因為有這樣的局限，人人都知道不可能很了解其他人的角度。加上人人都生在社會，都是群體動物，從小的社會生活讓人知曉要互相遷就。怎樣可以顧全大體，同時又無損個人，正是民主政治的藝術；也只有代議式民主才具有這個空間和彈性，讓不同的利益能滙聚、能協調。能兼顧社會的通性與個人的特性，才是個稱職的代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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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禧文學舍創辦人，文章隔星期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