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基思度（WilliamKristol）
這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以來的首次美國總統大選，核心議題是九一一的意義。布殊有時直言，九一一「改變了一切」。這個簡略的說法有其道理，卻未必準確。不過，正如專欄作家PaulGreenberg指出，九一一正好說明了，「我們在黃金的九十年代所設想/假設/預期的一切，最終全數落空」。九十年代的昇平表象，是以高昂代價換來的。九一一暴露了美國領導層缺乏遠見，並未以堅決的行動防範外敵侵襲──亦即布殊所說的「對抗恐懼、傳揚自由的艱巨工作」。
布殊總統這個想法，克里絕對不同意。本星期，克林頓再次現身替克里助選，正好說明這一點。屆時選民將面對清晰的選擇。一方面，我們可嘗試重返九十年代。這想法固然具吸引力，卻肯定不切實際。設想我們可以重過九十年代的日子，只會製造虛假的希望，勢必危害美國。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迎接挑戰，履行責任──布殊這幾年正是帶領美國這樣做，並且頗為成功。
十月十八日，布殊以反恐為題發表演說，一針見血地指出，「克里的外交政策並非以推動民主為優先目標」。其實，克里已並非單單質疑布殊執行政策的能力，而是不認同其最高原則。他不認為有需要從根本上改變中東的政治文化。布殊明確地點出問題所在：「克里是不是安心於袖手旁觀，任由中東地區的憤怒和仇恨不斷蔓延下去，助長恐怖主義，直至那些喪盡天良的激進分子取得武器，再次發動慘無人道的襲擊？」布殊不會袖手，因此他全力推動傳揚「民主和希望」，以期「中東地區有更多政府加入，對抗恐怖主義。」
英國首相貝理雅最近的發言，有助解釋布殊反恐戰的動機。要對付建基歪曲伊斯蘭教義的全球恐怖主義，只有一種辦法：「恐怖主義的根基並不浮泛，而是深入至巴基斯坦的聖戰學校、沙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激進原教旨主義組織、以至阿蓋達在阿富汗的訓練營……假如你接受這看法，假如你相信九一一改變了世界，唯一的可行途徑是對抗這種恐怖主義，將之連根拔起。」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omFriedman批評布殊政府「上了九一一的癮」。他稱讚克里「希望還九一一恰當的位置」。他繼而表明：「我期望美國總統能夠恢復九一一在一年當中的適當地位：在九月十日之後，九月十二日之前。我不想它成為界定我們的日子，因為最終來說，九一一是它們──那些壞人──的日子，不是我們的日子。我們是屬於七月四日的。」
在忠於七月四日這一點上，我們《旗幟周刊》不遜於任何人。然而，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無可避免地，界定了我們這些二十一世紀的美國國民。九一一不但指出我們要對抗、要戰勝哪些人，因為九一一不僅關乎「壞人」，以至對美國的襲擊。九一一也關乎我們怎樣回應，關乎紐約警隊和消防員、在五角大樓上班的員工、以及聯合航空九十三號班機上的乘客和機組人員。九一一是聲名狼藉的一天，但也是彰顯勇氣和人性光輝的一天。這一天可能成為開創新時代的一天而載入史冊：美國人及其領袖，以明智、果敢而光榮的行動，義無反顧，迎接挑戰。九一一固然有很多可怕的時刻，但也可能是標誌着美國步入輝煌時代的時刻。最有可能開創這種局面的，正是布殊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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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旗幟周刊》（TheWeeklyStandard）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