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特區政府並非由普選產生，管治合法性先天不足。董建華只好向各個利益集團尋求支持，為各行各業成立扶助基金，救這救那，慷納稅人之慨，以增加施政合法性，效果卻適得其反。現在，董建華似已明白民意的重要，但現行制度下，即使特區政府能掌握民意，也不會依民意來制訂政策，因為利益集團仍是左右政府施政的重要力量，政府政策早晚要為他們的利益服務。
因此，只有引入普選機制才是上策，北京卻對香港普選有兩大疑慮：一是產生福利社會，二是受外國政府操控。對於前者，筆者以為過慮了，眾多國家的經驗表明，普選與福利社會並沒必然關係，只有弱勢、政績不彰的政府，才要大派福利吸引選民（如台灣的陳水扁政府），進而演變成福利國家。香港雖沒實行普選，但過去七年，特區政府不是因為政績不彰，一步步拋棄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推行福利主義政策嗎？只不過大部份福利都派給利益集團而已。至於第二點疑慮，完全可以用法律、制度等手段加以規範。
北京對普選的抗拒，很多時候都是非理性的，單憑中共領導人的經驗、喜好作決定。不少事實表明，閉關鎖國多年、教條主義嚴重的中共官員，其學習曲線（learningcurve）平緩，也就是說較難接受新事物，往往要花上幾年、十幾年的時間，碰了釘子後，才能理解及接受經驗以外的新知識。由於中國的政策往往取決於中共官員的主觀意志，當他們的認知落後於形勢，自然令全國付出慘重代價。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過程就是最好例子。
改革開放初期，中共官員聞市場色變，八七年中共十三大，趙紫陽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指中國必須經過市場經濟初級階段才可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硬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拉上關係，以減少經濟改革的阻力；五年後的中共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市場經濟仍是猶抱琵琶。今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還需要迴避嗎？但是，這個認識的過程長達二十年，讓中國走了很多冤枉路。
國內問題如此，香港政策也一樣。對中共官員而言，香港問題都是他們經驗以外的知識，需要時間去理解。但香港還能再等嗎？因此，北京官員應該吸取教訓，以超前的眼光看待香港的普選問題，徹底拋棄以前的決策方式，用更科學、更理性的態度去看待香港的政改。
（立法會選舉之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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