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李活道古老的中區警署,和域多利監獄舊建築群,雖由何東家族慨然捐款五億極力保護,政府還是想交給地產商來「發展」。誰出高價買地,誰就擁有更大的「發展權」。建築群的十七件舊建築文物,強制保留的只有四座,其餘的十三座只須保存外牆。域多利監獄裏許多石砌的拘留室,清末曾經囚禁革命志士,本來很有歷史紀念價值,在特區政府追求「經濟效益」的「地產思想主導」下,也準備開放給地產商任意拆卸另建住宅。
我最近去歐洲,小停巴黎一個周末,拿着一本古典巴黎的歷史地圖,嘗試尋找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遺迹。在小說《雙城記》裏提及的拉科斯(LaForce),還有囚禁過法王路易一家的湯堡(LeTemple),都是革命時代兩大監獄,都在巴黎的市中心,今天只剩下一道依稀可辨的殘垣。
今天的巴黎,主要的建築風貌是十九世紀中的建築師奧斯曼(G.Haussmann)一手設計的。奧斯曼是建築史上一個傳奇的名字。他本來是巴黎的警察局長,讀法律出身,因為拿破崙三世復辟稱帝,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巴黎,委任奧斯曼把舊巴黎拆卸翻新。
奧斯曼當年面臨一個兩難的困境:拿破崙三世的皇命不可違抗,巴黎自十七世紀留下的舊建築又別具規模,但同時馬路已有汽車行走,把巴黎「現代化」,如果要拆卸大量舊建築的瑰寶,一定留下千古罵名,奧斯曼只有妥協而中間落墨:他拓闊馬路,拆掉革命時代大量土黃色的舊建築,但代之以灰色為主調的五層公寓樓,以凱旋門為中心,開拓了一個星形的大街輻射圖案。香榭麗舍大道另端協和廣場的利弗里大街(RuedeRivoli)——有如九龍半島的彌敦道——保留原貌。「奧斯曼式」的五層公寓樓,成為今天看見的巴黎主要建築面貌,當年備受巴黎知識界批評,但經過一百多年,十九世紀的花都和十八世紀的古典巴黎都已混為和諧的一體;奧斯曼的一片苦心,到二十一世紀才光華盡現。
從此奧斯曼之名,成為建築學中古典與現代結合的一個典範。雖未盡如意,因為最理想的辦法是在巴黎外圍另建新城,但那時的拿破崙三世無此見識。香港自稱「亞洲國際城市」,特區政府說過想追倫敦、趕紐約,言下之意,巴黎不放在眼裏。但特區政府可有一百五十年前奧斯曼的一半見識?
一座名城的舊建築保養,與城市的歷史感相輔相成。人口在增加,馬路要為汽車讓路,城市當然要拓展,奧斯曼留下的遺訓,是新建築的韻律和色調不可與舊建築相衝。
縱使如此,後世許多人還是質疑:拉科斯監獄在巴黎東城的聖安東附近,湯堡監獄所在也不是繁忙的商業區,沒有拆卸的必要,這兩座監獄如果能妥善保留,巴黎的歷史記憶,就像秋天的落葉,必然更厚一層,這就是中國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說的紫砂名壺的一層茶漬。
特區政府完全缺乏舊建築保養的知識,只知小農社會實用主義的「經濟效益」,與大陸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樣,北京四合院和長江三峽,盡在留蘇的中共技術官僚一片盲目的指點中化為飛灰和流水。加上在殖民地時代政績成就的自卑和恐懼,鏟除舊建築的躁動更加強烈。「賣地」創出了「佳績」,泡沫重新湧現,破壞舊建築的決策更此志不渝。
八十年代的衞奕信下令拆掉城寨,土包子的中共政府欣然同意。如果城寨可以打掃保留,這是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座歷史建築群。衞奕信是知識分子,不可能不知奧斯曼其人其事,但也許他更了解他管轄的殖民地急功近利的庸俗性格,利用全民的貪婪,順水推舟毀去香港的一座座建築遺產。毛澤東說:「我們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也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此話對了一半。從英國人的利益角度,任由一個沒有見識的社會自毀長城,完全合理,繼承的特區政府還在這條絕路上繼續前行,與破壞舊建築甚力的大陸合流,直到二十年後才知道「總結錯誤經驗」,也算非殖民地化過程中令旁觀者發笑的插曲之一。
(圖)荷李活道古老的中區警署等舊建築群,雖由何東家族慨然捐款五億極力保護,政府還是想交給地產商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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