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馬山雙屍案的一名犯人獲釋出獄，引發陶傑先生的批評。我必須重申，要求政府早日確定青少年犯刑期，並不是如陶傑先生在十月三日「星期天休息」所說是要「營救」他們，更不是要求社會接受，讓他們早日出獄；而是給予那些青少年犯在法律上的「公道」及在人權上的「公義」。多年來的接觸，令我明白到那些青少年犯絕大多數都十分懊悔當年所為，認同入獄是罪有應得；他們的處境絕非如劉山青在廣州被無理政治拘禁般，要四出動員「營救」。
要求為青少年犯訂下刑期，是要還他們一個公道。那些九七前被判「等候英女皇發落」的青少年犯，一直沒有確定刑期，完全違反《國際人權公約》。歐洲人權法院的案例清楚指出，缺乏由司法機構確定的刑期，是違反人權的；此外，英國最高法院上議院亦有案例指出，對於犯事時仍屬未成年的罪犯，在囚時必須定期檢討是否合適繼續將他們囚禁。
九七回歸前，殖民政府雖立法規定由行政長官諮詢首席大法官意見後，給該批青少年犯訂「最低服刑期」；但這是行政決定而非司法決定，並不符合人權原則，亦違反《基本法》的司法獨立原則（高等法院於○二年裁定九七時訂立的法例違反《基本法》）；故此，今年六月政府重新提出修訂，改由法庭判刑；我們則爭取加上法庭可判「固定刑期」的條文。這是給予他們一個「公道」和「公正」的安排，絕非如陶傑先生所謂：「促使其早日出獄」。
陶傑先生向被稱為「才子」，今竟在對這過程一知半解，甚至全不了解的情況下大發議論，不知有否知悉毛澤東一句名言：「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以作為訓誡？
梁耀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