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
自中國經濟轉型開始以來，政府的首要目標是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而不是經濟體制的結構性改革。當然，在過去二十五年中，中國的經濟改革功不可沒，市場化程度和上世紀七十年代相比已有很大的提高。但整體來說，中國的改革可說是由增長推動，而不是靠改革促進增長。
採取由增長促進改革的戰略有其獨特的政治及經濟考慮。從政治層面來說，改革往往會觸及既得利益者，從而引起政治反彈。對當初領導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來說，利用增長來改善人民生活是獲取政治合法性及民意支持的妙策，增長所帶來的政治好處十分明顯。在經濟上，增長能推動資本積累，擴大市場，創造財富，為最終進行經濟體制的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條件。本着這一「先易後難」的原則，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轉型是在所謂的「擴大增量，不動存量」的模式指導下進行。在這裏，所謂的增量主要指經濟增長，而這種增長的來源是新型經濟組織和實體，如私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和鄉村企業。「存量」指舊體制中的國有企業。為了避免觸動環繞國企的各種既得利益團體，改革可說是有意識地躲開了舊體制的核心問題，即國企及國家對經濟的各種控制手段。
這一「避難就易」的戰略既是中國經濟轉型成功的秘訣，又是目前中國改革進入困境的最主要原因。無疑，「避難就易」的確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從體制改革的角度看，高速增長並沒有推動結構性調整和改革。在轉型初期被認為是困難的改革項目，如國企改革，現在仍被認為是高難度任務。和大家的預期相反，在高增長情況下的經濟改革不是愈改愈容易，反而愈改愈困難。造成這局面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避難就易」戰略保護了一大批低效的國企。這些企業往往是壟斷性很高和被政府認為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如電信、能源、金融、鐵路運輸、民航、石化等。即使是在競爭性很強的行業中，政府亦保護了許多企業，如服務業和製造業。當然，保護的方式有多種，但最主要的是限制競爭和通過國有銀行來支撐這些企業。結果是這些企業由於沒有競爭壓力而一直處於低效狀態，同時政府通過銀行對它們提供的支持，造成了銀行系統中的巨額不良資產（即壞帳）。
目前，最保守估計是這類壞帳佔國內總產值四成左右。巨額壞帳不僅提高了金融系統的風險，而且使新改革變得更困難。由於政府沒有能力替國企還壞帳，新的改革措施很難出台，造成了惡性循環：低效國企→銀行壞帳→政府束手無策→低效國企情況惡化。
第二，改革最好的催化劑是危機和由危機造成的政治壓力。從這一點上來說，鄧小平的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產物。但高速經濟增長往往會對改革起反作用。由於增長減輕了政治精英的危機感，因此在高增長的情況下，結構性改革的壓力反會降低。從過去二十多年改革史來看，重大的改革措施大都是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出台的。如鄧小平九二年南巡講話後的市場開放，九七至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的小型國企私有化。從這一角度看，高增長對推動結構改革可說是有害無益。
第三，「避難就易」戰略忽視了一個重要的政治現實，即受到政府保護的低效國有企業代表着享有極大政治權力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通過對國企的控制來維持政治地位和經濟特權，絕不會主動放棄對國企的控制權。相反，它們會通過手中掌握的政治權力，千方百計地保護國企。
當然，在這過程中，這些集團的代言人會把改革將造成大批國企工人失業，從而導致社會不穩定作為理由反對改革，但他們主要關心的並不是工人福利，而是他們自己的特權和地位。這樣，國企的改革就追循了如下的政治邏輯：缺乏政治保護的小型企業（往往是油水不大的企業）會首先成為改革對象，而享有政治特權的大型國企（往往是高壟斷和油水豐厚的企業），卻被政府通過各種辦法保護下來。只要這一政治邏輯不被推翻，真正的結構性改革就不可能被實施。
由此可見，決定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並不是經濟因素，而是政治因素，中國的經濟高增長並沒有促進結構性改革，反而妨礙了這種改革。中國也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這從中國的整體經濟效益就可看到。在改革進行了二十五年後，中國的經濟增長仍是靠大量的投入來維持。中國的經濟效率仍處於國際低水平。市場化程度亦處中低水平（最重要的資本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尤其低下）。由於政府一直通過控制投資體系來照顧各種利益集團，以維持其政治支持，中國的投資效率極其低下，官方的估計是，一半投資最終被白白浪費。同時，因為在中國的官僚體制中，官員的提升都和他們的「政績」有關。所以大部份官員都片面追求能讓上級看得見的「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結果是各地大興土木，造成資源浪費。
當然，高速的增長掩蓋了這些深層的政治問題。令人擔心的是，一但高速的增長不能維持，這些問題是否會浮上台面並觸發危機。其實，危機並不可怕。從結構改革的角度來說，也許中國需要一場新的危機來推動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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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