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漢光
上星期發生的銀行保險箱離奇被毀事件，使譽為亞洲金融中心的香港，成為國際笑話；隨後報章揭發該銀行的免責條款，定明在任何情況下，銀行均毋須對保管箱內所存放物品，遭到任何損失或損害而負上責任。事實上，香港許多銀行均在保險箱租約中列明，最高賠償金額僅為一千元。明顯地，賠償金額上限與放在保險箱內的財物價值極不相稱，銀行加入這種不合理的免責條款，目的是為了推卸責任。
銀行的保險庫是守衞森嚴、保安設施最嚴格的地方；而一個小型的保險箱每年租金動輒要千多元，租戶進出保險庫還要經過多重手續，打開保險箱要同時使用租戶及銀行的鑰匙，若不是為了存放貴重財物或富有紀念價值的物品，客戶為甚麼會租用銀行的保險箱？銀行為了保障保險箱財物的安全，花了大量金錢聘用護衞員，及安裝嚴密保安設施，為甚麼銀行還會害怕定立較為合理的免責條款？銀行對客戶的服務承諾，潛在價值真的只有一千元？否則為甚麼最高賠償金額僅為一千元？
筆者認為銀行的不合理免責條款，有可能牴觸最少兩條香港法例。一九八九年制訂的香港法例第七十一章《管制免責條款條例》規定，在若干情況下，免責條款必須符合合理準則才可執行；因此，若法庭認同是銀行疏忽而造成客戶損失，保險箱租約中列明的免責條款限制，會被視為無效，賠償金額亦不設上限。
另外，一九九四年制訂的香港法例第四五八章《不合情理合約條例》列明，任何法院認為訂立消費者合約時即屬「不合情理」的條款，法院有權拒絕執行該合約、或部份合約、甚至修改合約，以免產生任何不合情理的結果，而其涵蓋範圍不僅是免責條款，還涉及消費者合約的各方面。按推論，銀行不能藉租約中定明的免責條款，設定不合理的賠償金額上限。
筆者深信，銀行在訂立所有合約條款時，皆會聽取法律意見，但銀行提供保險箱服務由來已久，而上述兩條法例分別在一九八九年及一九九四年制訂，租約中的免責條款可能沒有因應新法例的定立，而作出修定；原來的租約條款，揭示了對客戶的保障嚴重不足，不但是不合理及不合時宜，更損害了香港金融中心的形象。
如果銀行方面堅持按租約條款不作賠償，在法例上亦站不住腳。筆者在此特別提醒受害客戶，與銀行打官司是一項極為「奢侈」的活動，財雄勢大的銀行，大可聘請資深大律師與客戶周旋，就算客戶打贏官司，所獲得的賠償亦未必足以支付訴訟費。從過往經驗中可見，小市民與大財團打官司，有許多打贏官司但賠上身家的個案。當然，這次銀行保險箱被毀事件，銀行方面有明顯而不可推卸的責任，銀行是極不願意鬧上法庭，否則商譽盡失。因此，以協商來解決問題，對雙方均有利，但銀行應為受影響客戶提供終生免年費的保險箱，以表誠意。
銀行保險箱租約中的免責條款，只是冰山一角。本港許多大機構經常在合約中，加入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或免責條款，如在屋苑管理費中包括寬頻上網費用，小市民是無可奈何地接受。明顯地，消費者權益沒有得到合理保障。若不是消費者委員會經多年努力，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法例如《不合情理合約條例》，亦不會訂立，但因為消費者委員會法定的權力有限，所能做的工作不多。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特區政府有責任使消費者權益得到合理保障；作為監管機構，金融管理局亦要確保銀行的日常營運中，沒有損害客戶利益的活動或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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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嶺南大學市場及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