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生日是中秋節前兩天，到時候總是想起。母親去世已經四年了，今年的中秋不只是想，而且哭起來了。
哭起來以後，又笑了。
四年多以前，從香港回台灣理論上不算難，但也不是那麼容易。當醫院的大夫對母親所說的話與對我們姐妹所說的話有些不同時，我們就有了警覺；而所謂不同的距離逐漸加大，我們就愈發覺得應該與她多說些順心而快樂的話。在這種矛盾的折磨下，怎麼裝笑也笑不出來。
媽媽說：「我這一生並不怎麼快樂，但還是留戀這花花綠綠的世界！」
我盡最大的努力，一次一次從香港回台北去看她。
她叫着我的小名，眼裏有掩不住的歡喜。問我：「大學裏有甚麼可說的事呢？」
香港過去一個星期的事，好多，總跟台灣的消息有些不同。可是我一個也想不起來，倒想起剛到香港時的一個同學來，於是向母親細說一個故事：
「他是我廣東話班上的美國同學。這個廣東話班本來是開給講國語而想學廣東話的中國人的，可是有一位會講國語的美國同事，也跑到我們班來了，因此大家就成了同學。
「他是耶魯的，之前代表耶魯，在湖南待過幾年。那時大陸剛開放不久，是任誰去了，全村的人都會跑出來圍着看的年代，對這一位又高又瘦、藍眼白皮膚的西方人，自不例外。
「有一次，他又讓一群人圍住了，動彈不得，只有直直站在那兒。一個三、四歲的小孩擠到他面前，仰着頭看他，不知看了多久，忽然掏出小雞兒，在他的鞋子上撒了一泡尿，然後轉過身走了。我這同學不急不徐地在我們班上一字一字地說：『他以為我是一棵樹。』」
話剛說完，我母親立時大笑起來。但她重症末期，連呼吸都感吃力了，是不能笑的。這突如其來的笑，我不知該搥搥她的背，還是扶扶她的臂，那痛苦的樣子，使我心慌手亂。我哭了，她也哭了。這是我們的最後一面，我下次再由港奔赴台，人還在桃園的機場，她已經等不及，走了。再見到她時，她不笑也不哭，只是冰涼。
從前媽媽過生日，我跟她說：「我喜歡十三的月，因為就要圓了；我害怕十五的月，因為太滿了。」這幾天總看見那大月亮懸在小樓前的木棉樹上，我望着月光流淚，淚沒有流完，又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