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
十月一日起，政府把長者綜援標準金額，減低了百分之五點四：原來拿二千四百元的，削減後只剩約二千二百七十元。此舉引起了立法會議員、社福界和受影響的老人家強烈反對。自九月中開始，要求政府收回成命，不減百分之五點四的聲音不絕於耳，一浪接一浪。
首先需要申明，筆者認同有重新審視整個綜援制度的必要。一方面，香港的確需要設置一個有效的安全網，使社會中有需要人士得到照顧，令香港能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在沒有包袱的情況下出發，再建輝煌。
另一方面，人口老化及經濟轉型製造大量失業人口，已為原來的安全網帶來政府快不能負荷的壓力。有效的資源再分配、重新考慮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個人醫療儲蓄，和從概念上，思考失業綜援應否當作福利問題或勞工就業問題等，都是急須一併加入考慮，和作出全盤估量的政策環節。
而且，筆者在選舉期間，於九龍東耳聞目睹過特別困難、但得不到充份照顧的綜援個案，也不在少數。若這些表徵查證屬實，將是對香港目前綜援制度不小的控訴。作為一個富裕如香港的國際都會，作為一個不罔顧公義仁愛的社群，港人不能對這些個案坐視不理。
與此同時，香港人堅持法治、崇尚民主，說到底都是因為我們不信任沒有制度規範的個人權威。我們相信有板有眼，合乎法治的恰當程序，才是行使公權的重要原則。以十月一日應否再削減長者綜援為例，上屆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是以該項削減將如期實行的基礎上，通過二○○四至○五年度財政預算案。
在這基礎未被修改前，行政機關根本無權根據未削減百分之五點四前的基礎來發放長者綜援。因為這樣做有違撥款法案通過時，立法會經一番角力和討論後達致的共識基礎，漠視了立法會的決定，是極大的不尊重，亦破壞了法治精神堅持的恰當程序。
筆者必須指出，個別事件處理上的取捨不是最重要，因為一次錯失可以改變過來。但制度若被破壞，那就非常糟糕，亦未必是社會願意為逞一時之快，而願意付出的代價。
在選舉期間，筆者清楚地從選民處知道，香港人是講道理的，他們對於譁眾取寵、反智的急促表態，對政策拍板定案已經受夠了。香港人希望見到新的議會和施政文化：在政策落實以前，辯論必須理性客觀，兼收並蓄；有關的政策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都應不吝嗇多聆聽、向民眾多解釋。最終的結論當然重要，但達致結論的過程同樣重要。
無論是立法會或政府，各自都需要為目前極度分化的社會負上一定的責任。只要大家抱着為香港解決問題的心態，立足於整體香港人的利益，配合整體中國發展的大勢，回應香港人要求專業、獨立、講道理、重溝通的議會文化，所有辯論必須立足於清楚的數據和政策研究之上，香港必能從目前的極度分化的困局走出來，闖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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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新任立法會議員、「《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關注組文章逢星期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