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冠威堅持平反六四，是要繼承當年師兄師姐的決定。
撰文：冼麗婷
攝影：李家皓
上星期的國慶訪京團，我本來是受邀請的專上學院學生代表之一，我最終不能成行，是因為我打算向中央領導人提出平反六四事件。
近日，中聯辦又通知我們可以與中央政府會面，我們堅持平反六四事件的原則，對方是很清楚的。在我來說，若不談六四，就不必溝通了。六四與民主，是我的情意結，現在是、將來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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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我只有六歲。北京屠城後，我看見做小酒家生意的父親很痛心、看見電視的新聞報道員臉容很哀傷。因為年紀太小，爸爸沒有帶我去百萬人大遊行和跑馬地集會，我期望能在電視轉播的浩瀚黑白人海裏找到爸爸，雖然沒有找到，卻禁不住高呼：「嘩！好多人呀！」
父親曾經同我解說北京發生了什麼事情，又帶我參加過規模較小的屯門區遊行集會。我同香港一些年輕人一樣，童年時候已經參加示威、已經戴上黑臂章。或者，我當時心裏不完全理解香港為什麼變成憤怒城巿，但腦海深刻埋藏了歷史的影像，心裏埋下了民主種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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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後翻看六四資料、看過電影《天安門》，阻擋坦克的勇者，時常震撼我心。當年的學生領袖不就是這樣議決嗎？中央政府一天不平反六四，學生一天不會跟政府對話！我想，我不能不承傳當年師兄師姐的決定。
八九年《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把學生運動定性反革命動亂；今年「四二六」，人大常委又粗暴釋法，否決香港○七、○八年雙普選。歷史就是這樣巧合，我就是堅定地認為有必要推行民主制度。有些會改變立場的人，可能是因為他們對事情不了解。司徒華對六四與民主的立場從無改變，我也不會變，因為，我認為我很清楚六四是甚麼一回事。
我感覺當今中央領導人比較開明，我渴望跟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站於趙紫陽身旁的溫家寶總理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