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寶馬山雙屍案的一名兇手獲釋出獄。兇手犯案時尚未成年，「等候英女皇發落」卡在香港主權移交的政治真空機關，一些社會工作者發動「營救」，促使其早日出獄。
兇手幾時應該釋放，是法律的技術問題，令人肉麻而惡心的是傳媒發出的一片「寬恕」之聲。他們認為兇手既已「後悔」，犯案時少不更事，十九年過去，公眾應該給他一個機會，協助他「開展新生，融入社會」。
本來，這個兇手重新「融入社會」，只要他低調地出獄，不要多提他十九年前的暴行，應該不是難事，也不成爭議。問題是傳媒以巨大的篇幅報道他的出獄，記者尾隨追蹤，爭拍他的大頭照片，追訪他出獄後上酒樓品嘗點心，追問他打不打算結識女朋友，爭把兇手捧成像曼德拉一樣的「監獄明星」。同時，傳媒又無視死者家屬的感受，用大量篇幅把寶馬山雙屍案的冷血虐殺過程重新詳細報道一次。
十九年前的兇案，兇手一族全無動機，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軍一樣，隨意虐殺一對平和的男女。殘暴的記憶，被這些傳媒重新解凍，放在煽情的微波爐裏快速加熱，再加上廉價的濫情包裝，置於偽道德的櫥窗，把一個兇手裝扮成「司法不公」的受害人，呼籲全港公眾的「寬恕」？答案是兩個英文字：NOWAY。
對於罪惡的寬恕，必須建基於犯罪者的懺悔，這是耶教文化的精神，比中國儒家的「君子不記小人過」之類的「忠恕之道」深刻得多。一個罪犯能不能得到公眾的寬恕，往往取決於兩點：第一是罪惡本身的情節，第二是懺悔的深刻與真誠。正因為懺悔和寬恕容易引起爭議，由人來判斷，易流於情緒化。在西方，對一個罪大惡極的殺人犯，往往最後只有神職人員才有寬恕他的資格。歐美國家還保留死刑的時候，死囚在走上絞刑台或電椅之前可以見神父，向神父懺悔，而只有神父在最後一刻才代表上帝赦免他的罪孽，讓兇手在接受死刑之後上天堂。
西方的法治承襲宗教的公義，由於「寬恕」的概念有時涉及法律和神學界線，處於法律和道德之間的灰色地帶，寶馬山雙屍案的兇手，如果真的要乞求社會的寬恕，也應該由教會以神職人員代為籲請，而不是甚麼關注人權的民選議員。理由很簡單，神父向教會負責，議員只向選民負責。這個世界沒有精確的測謊機，對罪惡的懺悔，是信仰的抉擇，一個兇手有沒有真正的懺悔，最終由一位神職人員感化而判斷，比由甚麼議員、記者、社論作者之流的世俗閒雜人等更加權威。俄國大文豪杜斯妥耶夫斯基在小說《罪與罰》裏透徹淋漓地探討了此一主題：一個患了抑鬱症的大學生，住在貧困黑暗的聖彼得堡，出於一股莫名的憤世嫉俗多於謀財的衝動，殺了當押店的女主人和她的女兒。他逃避刑警的追捕，飽受精神壓力，最後東窗事發，被囚在西伯利亞。在監獄中他遇到一個妓女，送給他一個十字架。他的心靈在獄中經歷了宗教的洗滌，最後涕淚橫流，悲苦交集。他認識了他的犯罪，隨意奪取了兩條無辜的生命，其實是對上帝的神權的僭奪，是對真理的大不敬。只有在這樣的高度，杜斯妥耶夫斯基說，對罪惡的懺悔才有誠意，才有乞求社會寬恕的資格。
對於罪大惡極者如希特拉，只能視如魔鬼的肉身，即使他真的懺悔，連世間的神權有沒有能力寬恕，也是懸而未決的另一個問題，即使死者的父母「寬恕」了兇手，或許是出於他們不想重新想起一段慘痛的往事，是Forget多於Forgive，因此死者學校的教師拒絕為兇手轉達一封「道歉信」。跟在後面瞎起哄的傳媒，在濫文藝腔地曲解「你們當中誰沒有罪的，都可以用石頭來擲死她」的聖經故事來掩蓋其無知，他們褻瀆了「寬恕」這個神聖的名詞。
（圖）寶馬山雙屍案其中一名兇手尹三龍出獄，被傳媒大篇幅報道。 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