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五周年的日子除了看看升國旗、看看煙花滙演外，重溫歷史也許讓人對國慶有更深入的體會、有更切實的感受。由章立凡先生主編的《記憶往事未付紅塵》就記載了共和國的一段段歷史，令人看後感慨不已、低迴不已。
跟章詒和女士所寫的《最後的貴族》一樣，《記憶往事未付紅塵》寫的是一些知識分子的經歷、一些著名知識分子的故事，包括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實業家及經濟學家章乃器先生、作家胡風先生、戲劇家張庚先生、水利學家黃萬里先生、哲學家梁漱溟先生……等等，跟《最後的貴族》一樣，《記憶往事未付紅塵》裏的故事教人心頭震動、教人痛心不已，因為這些故事在在說明共和國在歷史上容不下說真話的人、容不下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容不下敢於堅持科學及真理的人。
就以水利學家黃萬里先生為例，他三十年代到美國念水文學，一心希望學習外國的治水經驗，為治理黃河、為解決中國的水患出一分力。在美國期間，他就曾親自驅車四萬五千英里，看遍美國的大型水利工程。學成回國後，他曾六次踏勘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長江支流，又多次到黃河、黃土高原及渭河區域實地了解黃河淤積形成水患的原因。
像這樣的人才，本該受到國家的重用，誰知道卻因為他堅持實際、堅持科學，反對蘇聯專家不顧實際建議興建三門峽水庫治理黃河的做法、反對政府高層未經充份論證匆匆決定三門峽水庫工程上馬的做法、反對大部份學者及官員搞「聖人出黃河清」之類的無聊吹捧說法，以致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期間被打成右派，自此以後不但長期投閒置散，無法再為治理水患出力，反而備受打擊、排擠以至迫害，在文革期間他更被貶到三門峽挖廁所以示懲罰；直到七十年代末，黃萬里先生的右派帽子才摘去，才能夠恢復正常的研究及教學生活。
然而往後的事實說明，黃萬里反對建三門峽水庫的看法才是正確的、才是有遠見的。自三門峽水庫工程在六○年完成後，陝西及黃河中游地區便由於沙泥淤積過多而長期面對水災威脅，沿河不少縣鎮居民更因此而要一再遷移，農田被水淹的不計其數；即使到四十多年後的二○○三年，三門峽水庫依然是陝西渭河下游大水災的元兇，令五百多萬人受災。
要是共和國政府當年能容得下黃先生的異見、容得下基於事實與科學的真話，黃河沿岸的農民及居民不是可以避過一場又一場的水禍嗎？
當然除了黃萬里以外，還有力倡控制人口的馬寅初先生及邵力子先生、還有嚴厲批評大躍進政策的章乃器先生、還有……，都因為敢於說真話、敢於堅持己見而被打成右派及被迫害。若果他們的意見不被扼殺，中國走的彎路不是會少一點嗎？而若果共和國政府還不肯讓人民有說真話的權利、還不肯讓人民有提出異見的權利，那中國未來恐怕還要走更多彎路、人民還要付出更大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