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恩（JamesA.Dorn）
香港經濟再次回復增長，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就說：「任何時候都不會是增加新稅項的好時候，但我相信，全面的經濟復甦，令社會更多階層受惠，會構成較佳的環境。」他自然是指他的鴻圖大計：新增銷售稅，為現金短缺的政府庫房帶來更多收入。香港未來兩個財政年度，預計會有四百億港元的財政赤字。
經濟理論及政治經驗告訴我們，新增稅項並非明智之舉。正當數以百萬計大陸人，把香港視為亞洲區內首選的購物中心之際，徵收銷售稅只會拖慢商品及服務業的增長。
由大珠三角洲（廣東、香港及澳門）、到泛珠三角洲，以至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目的都是擴展區內的經濟整合、加強貿易。貿易出現增長，政府毋須銷售稅，也可自現有的入息稅架構中，得到更多收入。
開徵銷售稅，在政治上得不到支持：向香港任何一位的士司機問一下，自然明白。個人入息稅已由百分之十五點五增加至百分之十六，公司稅也由百分之十六增加至百分之十七點五，再來一個銷售稅，只會令政府樹敵更多，也影響到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地位。
政策上的輕微改變，足以對全球經濟的金融市場造成巨大影響。香港是全球最開放的經濟體系之一，政策上不容出錯。偏離低稅制的舉動，即使只是一個細微的舉動，也會令世界對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觀感，構成負面影響。
根據由費沙研究所聯同凱托研究所，以及多國智囊共同制訂的《二○○四年全球經濟自由報告》，香港以八點七分（以十分為滿分）高踞榜首。有關的數據有兩年滯後，所以得分未能反映新近的政策改變。若港府開徵銷售稅，香港在經濟自由方面的得分肯定下跌，新加坡或新西蘭將會取而代之，而香港將失去自七○年起，一直佔據的榜首地位。
港府必須重新考慮是否開徵銷售稅，尋找其他積極方法，推動經濟增長。加強保障產權、減低規管開支、順利過渡到民主政制、將自由的傳統傳揚大陸等，對香港的繁榮都有好處。
全球經濟自由指數排名以及方向變化，兩者皆十分重要。事實上，方向變化可能比排名本身更為重要。編訂全球經濟自由指數的經濟學家詹姆斯．格特尼（JamesGwartney）和羅伯特．勞森（RobertLawson），制訂了一個「連鎖相關」指數，比較一個國家在經濟自由指數上的歷年變化。他們發現，香港在九五年回歸前的得分為九點一分，到了○二年，得分下跌至八點七分。
他們又發現，香港在「花時間與政府官員周旋」一項的得分，由九五年的九點五分，下降至○二年的六分。我曾與不久前到港的一位和路迪士尼行政人員傾談，得悉高層管理人員得花很多時間跟政府官僚周旋，以至工程成本上升。
我又造訪過幾位政府高官，發現他們頗為在意自由指數中一個比較瑣碎的項目，就是在「法律架構及產權保障」項下「軍事干預」一項。九五年時香港在該項評分中得到八點八分（即很少受到干預），但在○二年只得到五分。官員表示，評分偏低有欠公平，因為特區內的人民解放軍駐軍甚為低調，也沒有影響產權保障。他們言之有理，來年的指數會作出相應調整。
然而，官員應該更為關注徵收銷售稅，對香港評分和排名構成的負面影響。他們的概念應該是「不要增加稅項」！這樣做會帶出一個明顯的訊息，就是現在的領導層，致力維持香港作為全球經濟自由之都的傳統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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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凱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副所長，凱托文章逢星期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