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層人事變局，牽動第三屆特首人選的懸疑，下一任特首由誰出任？可以是任何人，但香港人絕難再接受所謂「商人治港」。
特區頭兩屆政府，不是「港人治港」，而是商人治港，更壞的是由一位平庸的商人治港，香港走向失敗，治港的這位商人，家族生意的股票上漲多倍，本身卻極為成功。
中國政府由鄧小平時代，就迷信必須由商人治港，才可以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但中方和鄧小平不知道的是，第一，中國歷史上並無商人治港的成功紀錄。商人影響中國政治最重要的一役，是秦代的投機商人呂不韋。他在趙國看見秦太子子楚被擄為人質，認為子楚「奇貨可居」，游說秦的華陽夫人收容子楚為義子，最後還把自己的愛妾讓給子楚，生下了後來統一天下的秦始皇，這是「商人干政」最奇特的一幕，其實是政治醜聞。後來的兩千年，形成「士農工商」的階級意識，商人在中國政治的功能愈來愈低，很少有機會「從政」。明初的富商沈萬三給明成祖捐錢建城牆，卻難逃清算整肅的命運；清末的富商胡雪巖雖然懂得勾結政府，但還是適應不了時代的變化而黯然終局。現代的中共仇恨財富，商人是第一批被屠殺的對象。中國歷史上的商人在夾縫中求存，命運不比文人好許多，如果循科舉之路攀附皇權的中國文人缺乏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在皇權和盜匪的威脅之間賺錢的中國商人或可仿效皇權管理一盤家族生意，更缺少政治智慧的基因遺傳。
香港的商人，長期在殖民地求存，沒有從政經驗。七十年代，前英國殖民地政府延攬過一批上海工業家進入行政局和立法局，目的只是利用商人穩定香港的經濟就業機會，無意向香港商人傳授政治管理學的知識。安子介、唐翔千、田元灝等滬籍港商，曾經得到港督的重用，但英國人只想他們在香港設廠投資，吸納五六十年代大量闖境的中國難民勞工。誠然，這些商人如果肯虛心學習，在殖民地的英國高官帶領他們到歐美爭取對方撤銷貿易保護主義、商討多纖維品入口協定的過程中，或會從老練的英國人身上偷師到一點點外交談判的技巧。但進入八十年代之後，廠家北遷，香港的實業逐步瓦解，香港的「商人」從以紡織為主流的實業家，「結構性」地質變為地產金融的「成功人士」。他們只需要英國殖民地政府提供「三高政策」，圈地投機，賺錢容易，更加不必修讀政治、研習歷史。
鄧小平是一名共產黨人，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沒有來到過香港，對香港商界變化的歷史一無所知。鄧小平和中共容許「商人治港」，針對香港商人對五十年代大陸共黨清算商人的恐懼而安定投資者信心，遠遠多於對香港商人治港能力的實際了解。「商人治港」的實驗，有如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敗壞香港經濟元氣。下一屆特首，歷史不准許中國再換一個商人來當特首，而是港人應該要求換一個行業。港人要向中方明確表達：特首雖然由中國欽點，但港人難以再接受商人，應該換一個公務員或專業人士來做。
如果胡溫政府還天真地以為，「商人治港」是保持「一國兩制」的唯一定心丸，港人更要進一步提醒胡錦濤：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五十年來歷任總統有幾個是商人？艾森豪是軍人，甘廼迪雖然父親在美國禁酒時走私威士忌發迹，但甘廼迪的氣質性格是世家子和冒險家多於像一名商人。尼克遜是律師、卡特是花生農夫、列根是演員。今天的布殊確實是石油商人出身，卻和他父親一樣，是公認能力最弱的總統。連MBA專業和跨國企業最發達的美國也不追求「商人治港」，香港又何德何能相信「商人治港」是資本主義成功的保證？
香港地方小，人口多，商人的產業北移，利益關係網多在大陸。面對中南海，香港的商人當然無力做呂不韋，可以影響下一任中共總書記的人選，相反只會事事主動俯仰揣測中國的意願。特區頭兩屆的商人治港早已證明了此一「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缺陷，以一己利益為上，置於社會大眾的利益之先，更是商人的盲點，布殊攻打伊拉克，中國不是認定是為了石油而不是為了公義？由上海幫扶掖的頭兩任商人特首，七年以還香港人的資產蒸發了三萬億，其本人的股票暴漲，在上海的圈地運動大有斬獲，尚有十號碼頭的大計為下台後的生意鋪路，其與布殊之為「石油總統」，隱隱然是同一條路。胡錦濤說，他領導的中共黨中央看待香港，是新形勢下的嶄新課題，要開創一國兩制事業的「新局面」，這是胡錦濤對港的「三新主義」，但下屆特首還是商人，還「新」在哪裏？
（圖）董建華「商人治港」已證實失敗，下任特首找專業人士來當更加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