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那一陣子，北京社會科學院召集老同志開會傳達中央的形勢通報。會後，溫濟澤問李慎之：「你是研究國際問題的，你給我說說蘇聯是怎麼回事，怎麼一下子就垮了呢？」李慎之說：「蘇聯從頭就搞極權專制，拖了七十四年，已經夠長了。」溫濟澤又問：「如果戈爾巴喬夫聰明一點，是不是還可以挽回？」李慎之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得活。沒救。」溫濟澤沉默了一下說：「老李，我可是六十年黨齡的共產黨員啊！」早在眼睛裏湧動的一滴眼淚終於順着眼角滾了下來。
李慎之這句話力重千鈞，拋向溫濟澤心頭拋得夠狠，不留情面，無地轉圜，說完自覺太過殘酷，傷了這位四十年代延安新華社老同事的心。溫濟澤六十年的忠心確然又可憐又可敬：五十年代劃為右派他不怨；六十年代變成黑五類他不怨；八十年代去了一趟美國，回來做報告說美國真乾淨，從西部到東部走了一個月皮鞋都不用擦，馬上又劃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一心「美化美帝國主義」，溫濟澤還是不怨，還是一朵忠心的向日葵，熬到一九九九年才凋謝，死前一天還給自己做結論說自己「是一個好黨員」，李慎之聽了糾正說，溫濟澤是一個「老派共產黨員」。
共產黨員我沒興趣，加個「老派」的共產黨員惹我好奇。小時候在南洋見過巴人，見過黃鎮，見過中共建政後派出去的第一批黨官；一九五五年還在萬隆街邊見過出席萬隆會議的周恩來，文雅的帥氣遮不住久經闖練練出來的那股剛毅的坦蕩。六十年代在香港見過的共產黨員幾乎都還帶點書卷氣，彷彿剛剛脫掉「五四」的長衫走出飄滿桂香的亭院走上十字街頭，帶點怯懦，帶點肺病初癒的心事，不斷強迫自己從微笑中綻放一絲陰沉的心機。
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戴着墨鏡遊街的那一剎那，也許是老共產黨員過渡成新共產黨員的序幕，就連喜歡吟詩的周南也擠不出一丁點的書齋霉味了。怪不得廣東畫家湯小銘一幅《毛主席在書房》的油畫去年拍賣只賣了一萬八千元人民幣；他的《魯迅在廣州》連環畫三十二幅也只賣了二十七萬五千人民幣；拍得高價的是他的文革題材油畫《女委員》和《虎門民兵》，一幅賣五十幾萬，另一幅賣六十幾萬！大陸人想要的已經不是延安的窑洞，是文革的霸氣，是帶着這樣的霸氣發揮中國特色的向錢看心態。
潘亦孚從溫州給我寄來大開本《李慎之文集》上下兩冊，我先翻讀的是書中那些憶人憶事的篇章，不是那些闡述政治思想的鴻文。這部文集是李家自費出版的，前面刊出李夫人張貽女士今年清明節寫的短序，亦孚買了三十部分送朋友。
我未必能夠細細體會李慎之經歷的五十年風雨蒼黃：那是他們那一代人深切感受的隱痛，而隱痛畢竟是非常個人的體驗；我能夠而且願意辨認的是李慎之對那些苦難同志和朋友的一份無盡的惦掛：惦掛忠心的殘片，惦掛主義的落英，惦掛一個時代的謊言所塑造的無字的墓碑。李慎之那篇悼文回憶一九四六年深秋他和夫人住進延安一孔窑洞的那天，文弱的小溫獨自從山下揹着一簍幾十斤重的木炭揹到山上給他們燒火盆取暖：「我叫溫濟澤，」他說，「三個字都帶三點水。」
（圖）溥雪齋袖珍山水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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