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Podhoretz）
我想把一九四七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端，跟二○○一年第四次世界大戰的起頭再察看一下。
杜魯門主義在一九四七年面世時，立刻遭受不同方面的攻擊。在共和黨陣營內，亦有不少人猛烈反對這項主張──「圍堵」到底是美國政策，抑或只是民主黨的政策？當時沒有定論。一九五二年的總統選舉，令這項爭議更形激烈。共和黨支持艾森豪，與杜魯門親自挑選的繼任人斯蒂文生爭奪總統寶座，並且在競選宣傳中大肆攻擊杜魯門主義。
可是，艾森豪當選總統之後，對杜魯門主義幾乎沒有動過一根毛髮，於是沒有人再懷疑圍堵是否純屬民主黨政策。杜魯門主義終於完全得到兩黨支持，成為美國的官方政策。
一九五二和二○○四年的競選戰況，有異曲同工之妙。民主黨支持的克里，要是在十一月擊敗布殊的話，又會怎樣？該黨現時全力指摘布殊的政策，勝選後又會否摒棄他的方針？抑或會像一九五二年的共和黨那樣，對伊拉克保持與布殊相若的路線？在伊拉克以外的問題上，會否像五二年的共和黨對待杜魯門主義那樣，對待布殊主義？九一一令我們捲進第四次世界大戰；在民主黨眼中，伊拉克會否只是大戰裏面其中一場戰役？他們會否決定採取布殊主義隱含的戰略，繼續打這場仗，直至取得勝利？
從民主黨的言行看來，我恐怕他們不會這樣做。該黨在七月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誇張的鷹派言論，亦未能令我安心。我熱烈擁護布殊主義，但願我看錯他們。克里有機會當選下一任總統；如果他真的勝出，又揚棄布殊主義，像九一一之前那樣，以徒勞無功的執法、司法模式對付恐怖分子，讓隨時會向他們屈服的聯合國和歐洲處理其他相關事務，只會釀成大災難。
不管克里怎樣美化，我們的敵人都會把這種轉變視為懦弱畏縮，由此帶來可怕的後果；中東那些暴虐政權，亦會再次任意向伊斯蘭恐怖分子提供庇護和根據地；這些恐怖分子會再次敢於襲擊我們——而且行動規模還要大得多。
不過，勝出大選的民主黨倘若默認歐洲和聯合國都不能拯救我們，亦同意只有布殊主義才足以應付在九一一真正令我們覺醒的嚴重威脅，那麼，即使「戰爭分化了美國」，也不會令我們的敵人像近年那樣有恃無恐。
第三次世界大戰期間，儘管兩黨在一九五二年後開始有共識，美國國內依然有不少「分歧」，在勝利之路亦出現很多岔子──越戰就是最有名的事例。而且有些時候，我們好像快要戰敗；敵人是那樣強大，似乎只有與對方談判，然後請法庭頒下命令，才可以實現和平。
現在，第四次世界大戰剛開始不久，同樣的心態已經發揮作用。第三次世界大戰期間，雖然難免出現挫折和差錯，有些人亦因此感到灰心，但我們堅守立場，直至取得最後勝利。對我們來說，把軍事、政治及理念上的威脅消除，就是勝利的報酬。我們的勝利，也令蘇聯和東歐集團的居民得以擺脫極權暴政。無可否認，暴政結束並不代表所有問題會一掃而空；但也不可以說，共產主義（而不是馬克思意料之中的資本主義）走進歷史墳墓之後，情況依然沒有任何改善。
第三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情形，也和目前第四次世界大戰初期的情況相映成趣。列根主張建造飛彈防禦系統，我們的精英對計劃冷嘲熱諷，認為不可行。但根據蘇聯前任官員的自白，俄國（包括他們最優秀的科學家）原來深信美國能夠研製這種系統。他們不但認為我們會這樣做，更相信系統足以把他們幹掉。今日，布殊認為中東可以民主化，那群人亦再次發出冷言冷語，而我們在該地區的敵人──正如俄國忌憚「星球大戰」──卻相信我們已經逐漸成功。
最後還有布殊主義對全中東自由力量所產生的影響。當年列根形容蘇聯「邪惡」，甚至充滿信心地預言它會敗亡，為古拉格勞改營內外的民主派異見人士帶來了新希望。
布殊主義亦一樣。布殊令改革和民主化成為整個中東的熱門話題。以前沒有這方面的聲音，現在卻有無數文章、演講、座談會、甚至講道，談論政治及宗教自由化，並且探討實踐方法。正如八十年代鐵幕裏面的異見人士，今日中東的民主人士也沒有氣餒。儘管費盧杰等地並不太平，但在布殊主義不斷啟發之下，有關改革的討論日益熱烈，範圍也一直擴大。
布殊總統發表首篇國情咨文時，斷言美國受歷史感召，「為自由而奮鬥，既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榮幸」——他又把抗爭形容為「罕有的機會，應當把握」。他剛在五月提醒我們：「反恐戰爭不是由我們引發」，但我們對挑釁已經作出回應，現在亦需要努力符合「歷史對我們國家」的「深切期望」。
這篇文告，特別是提及歷史的那些說話，彷彿回應着肯楠（GeorgeF.Kennan）在第三次大戰爆發時，化名X所撰寫的短文最後幾段：「蘇美兩國的關係，其實是對美國整體國格的考驗。美國只需要符合本身最優秀的傳統，證明這個偉大國家有存在價值，便足以自保。」
肯楠跟着寫出結語：「在這種情況之下，細心留意蘇美關係的人士，會感謝上天把這項艱巨任務交給美國人，因為歷史顯然要他們在道德和政治上負起領導的責任；他們需要振作起來，完成任務，從而保障整個國家的安全。」
把「蘇美關係」換作「伊斯蘭恐怖主義」，整段金石良言就適用於美國今日面對的情況。
一九四七年，我們依照歷史「明顯的要求」，在道德和政治上肩負領導的責任；其後四十年，我們一直付諸實行。我們有時行事並不明智或妥當，有時亦老大不情願。但我們確實承擔了這項責任，由此確保「這個偉大國家繼續留存」；而世上一個重要地區數以百萬計的民眾，亦因此生活得更好。
現在，歷史顯然再次要求我們在道德和政治上擔任領導。「我們整個國家的安全」──相比四七年，更明顯包括我們的人身安全──再次視乎我們是否能夠、是否願意肩負這項責任，並且付諸實行。我們是否準備好？我們是否願意？我想是的，但現在還未可以確定。要留待二○○四年大選過後一段時間，才可以下結論。 （第四次世界大戰 五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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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評論》雜誌（Commentary）前主編，本文摘譯自《評論》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