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前不久，大陸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市，發生六千八百多輛計程車司機罷運事件。這一事件最後以市政府廢除單方面出台的，被稱為「霸王條款」的《銀川市城市客運計程車經營權有償使用管理辦法》而告一段落。
計程車司機的維權行動能夠迅速取得成功，歸因於眾志成城的團結行動，歸因於國內外媒體的迅速跟進。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特許經營的計程車行業罷運後，銀川市政府縱有天大本事，也無法在短時期內，尋找到計程車的替代服務者。
作為公共事業的一部份，計程車行業的罷運事件，反映出現代社會各系統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任何環節的停擺，都可能造成整個社會系統的紊亂乃至癱瘓。
儘管銀川市政府將罷運事件定義為上訪，實際上，這次維權活動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罷工風潮。
中國憲法是不保護罷工權力的，可以說，按照中共制訂的憲法，參與罷工事件的計程車司機，全部觸犯了中國的法律。但標榜「以法治國」的中共當局，似乎不打算追究這次「違法」事件。
中國當局之所以迅速廢除了剛剛出台的《銀川市城市客運計程車經營權有償使用管理辦法》，當然不是「銀川市政府高度重視計程車經營者的意見和建議」的結果。罷工之前的上訪活動，根本就沒有引起市政府的重視和回應。如果不是計程車司機全體罷工，使銀川的交通陷入困境，市政府絕不會在意計程車司機的死活。
是六千八百輛計程車的群體「違法」，讓銀川市政府的面子，和中共憲法的權威蕩然無存，揭露了中共欺軟怕硬的本性。可見，在現代社會高度發展的背景下，國家機器的削弱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中共當然仍然掌握龐大的國家機器，但是它的掌控能力到底還有多大，是大可以置疑的。
近年來，各地群體上訪示威等事件的發生愈來愈頻繁，參與者的職業歸屬，也呈擴大趨勢。
與此同時，緣於絕望的暴力事件也有上升的苗頭。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各級政權如果不能盡快建立民主科學的運行機制，為社會各界提供表達意見的管道，反而掩耳盜鈴地歸罪於「少數別有用心者」；那麼，中共僵化的官僚體制，可能無法應對真正的危機。
因此，無論是為中國的穩定，還是為中共自身的命運考慮，盡快實施政改，限制公權越位，給民眾以表達意見的機會，已是刻不容緩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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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八九民運學生領袖，文章隔星期四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