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百歲冥誕到來之際，在各種貌似蓋棺定論的溢美之詞中，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北京中共政府，算得上是他生平最主要的政績之一。事實上他已經成為研究香港問題或香港與中央政府關係的一個「源頭」。時下，坊間在論及香港問題時，大多數人多在質疑現行的中南海當權者，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董建華，沒能執行好「一國兩制」的政策，幾乎很少有人懷疑鄧小平提出這一政策，本身就存在着內在的先天性缺陷。
張偉國
近日，在網上閱讀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發表的《鄧小平生平年表》，其中有兩段與香港主權回歸有關：其一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在同他們談話時指出，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政策，不會變。
其二是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講話，闡述按「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對香港、澳門、台灣政策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變。這兩部份的內容，概括起來就是他的香港政策「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由此也肯定了鄧小平是現行中共香港政策奠基人的地位。
我們不妨把問題倒過來看，香港社會在談論主權回歸問題時，曾經也有過一種「以治權換主權」的建議，類似於北韓在新義州搞一個開放特區，請一個叫楊斌的荷蘭籍華人主其事——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主權回歸北京的同時，讓彭定康在香港繼續留任「總督」，這在客觀上使最有利於保證香港社會的生活方式維持不變。如果不是因為鄧小平的執意拒絕，包括在香港駐軍等問題上的一意孤行，香港的政治經濟形勢應該不至於像今天這般如此不堪。如今，主權回歸的美名給了鄧小平，每下愈況的現實卻要香港人來承受。所以，這「一國兩制」的執行不好，早就是由鄧小平親自開啟的。
其實，「一國兩制」也並非鄧小平的創造發明，毛澤東、周恩來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與達賴喇嘛的代表簽訂了《十七條協議》，中共當時也承諾保持西藏現有的生活方式不變（如今達賴喇嘛也要求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行藏人治藏），然而沒有幾年的工夫，中共就在西藏迫不及待地發動所謂的「民主改革」，結果在鎮壓西藏人民起義的同時，也徹底剝奪了西藏的自治權力。這反映出中共在簽訂《十七條協議》的時候，並沒有打算真正去實行。鄧小平用「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主權，是否真有誠意呢？
有人以鄧小平後來提出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來表示其對香港的青睞，從而肯定他「一國兩制」政策的誠意。現在，這並非「死無對證」，而是可以有具體檢測的方法，如果鄧小平真有實行「一國兩制」的誠意，他首先就應該採用胡耀邦的建議，甚至為達賴喇嘛平反，讓《十七條協議》重新生效，也就是在西藏同樣實行一國兩制；其次，通過聯邦制的憲政改革，確立香港與中央政府之間穩定而健全的法律關係，同時開啟政治改革的大門，使得中國「大陸逐漸香港化，而非香港逐漸大陸化」。
令人遺憾的是，結果正好相反。恰恰證明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與毛澤東周恩來的西藏《十七條》的動機是很相似的，都是絕對的政治機會主義。鄧小平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才七年光景，政治上的「大陸化」趨勢已四處可見，香港不能幫助大陸的民主運動，這叫「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北京可以隨意解釋香港的法律，甚至蠻橫否決《基本法》確認的港人普選權，這叫作「服從中央政府領導」……追本溯源，鄧小平是始作俑者，他才是香港走下坡路的禍根。認清鄧小平的本來面目，靠香港人民爭取香港前途，也許這就是港人在鄧小平百歲冥誕所得到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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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為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現於美國主辦《新世紀》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