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改革開放初期出任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仲夷先生雖然是中共元老,可是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特別是政治改革的進程卻有相對獨特的看法,跟掌權的中共中央領導層有極大的分別。二○○○年時他便曾發表「再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提出反對個人崇拜,要求中共要接受輿論、接受法律、接受人民監督的主張,他並指,中共僅靠自己監督自己,就如同用左手監督自己的右手一樣是徒勞無功的。
到了最近,這位九十歲的老人再次發揮他的敢言本色。在接受內地雜誌訪問時大膽的批評已故中共元老鄧小平先生沒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進行政治改革,令中國的政治改革進程停滯不前、大大的落後於經濟改革及社會變動之後。任仲夷先生更指出,因為政治改革長期停滯、因為中共領導人在鄧先生退居幕後以至辭世後都不敢碰政治改革這個地雷陣,令中國的政治氣氛收的愈來愈緊,甚至比八十年代時更差。他說:「而現在,只要有一點出格的言論,就禁書、封報、攔網。這是解放思想還是禁錮思想?是啟蒙還是愚民?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一個政黨、一個領導人,如果聽不到批評的聲音,是很危險的。」像這樣獨到、像這樣發人深省的意見,在北京的領導人聽得到、願意聽嗎?
面對於政治改革,任先生也有具體的想法。他認為三權分立的原則及制度並不是資本主義國家或西方的專利,而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故此中國的政治改革要學習借鑑三權分立的精神及制度、要朝這樣的方向發展,不能因為鄧小平生前明確反對搞「三權分立」就放棄這樣的制度,更不應連提都不敢提、碰都不敢碰。他更認為中國該像經濟特區那樣搞一個政治特區,例如把海南省搞成政治特區,在那裏實行民主選舉,以便累積經驗然後逐步推廣到其他省市及地區。只可惜像任先生這樣敢言、這樣敢於堅持改革的人實在太少了,大部份在中央政府掌權的人都成了「凡是派」、都成了因循派,只肯在口頭上說要推行政改,實際上甚麼也不肯做、甚麼具體措施也沒有拿出來,當然更沒有像任先生建議那樣設立甚麼政治特區試行民主選舉。
更可怕的是,他們連香港這樣一個特區的政治改革也要千方百計的拖慢,以不成理由的理由封殺香港的民主進程。像這樣的態度,不是將令中國的政治改革更遙遙無期嗎?
然而正如任仲夷先生所言,政治改革是中國改革的大關,也是中國改革能不能成功的關鍵;中國領導人遲遲不肯闖政治改革關,將令整個改革開放政策陷於深重的矛盾及危機中。只可惜,現時掌權的領導人大都聽不進任先生這樣的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