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按鄧小平生前對港人治港應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愛國者」所作詮釋，那麼普選並非一定不能夠選出愛國愛港的人去治港；但倘若按中共現政權對愛國者所作的詮釋，那麼普選就幾乎肯定不會選出「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去治港。
筆者向來不主張以「愛國」這種感情語言去將人民分類，但鄧小平既提出「以愛國者為主體去治港」，中共又奉鄧的意見為金科玉律，那麼就應依從鄧小平對「愛國者」的定義：即只要贊成統一、香港回歸、尊重自己民族的就是愛國者，愛國者不一定要擁護共產黨，甚至可以罵共產黨，治港的港人中的傳統左派要少些，主要是中間派，也有一些「罵共產黨」的右派。
倘回歸後中共主管香港的部門，以及在這些部門授權下的董政權，能按照鄧小平對「愛國者」的詮釋去選擇治港的港人，那麼香港特區不會管治得一團糟，民意、民情也不會與董政權愈來愈疏離。
但回歸後的中共和董政權，對「愛國者」的詮釋卻棄鄧小平的廣義而取中共極左思潮的狹義，即只將「愛國者」局限在傳統左派即「愛國陣營」中人。這固然與傳統左派利用他們與北京的組織上的關係打報告、搶位子、爭回歸果實有關，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專權政治之下長期形成的敵情觀念意識形態，敵我界線過嚴過苛所致。傳統左派為爭奪政治利益，而不斷強調敵情，將大量中間派指為英國的遺臣餘孽，另方面又強調外國勢力對香港的插手，而無視香港這一制的價值觀本與英美等西方民主社會相同，香港的主流民意及大量中間派政治人物，較難接受中共那種專權政治的價值觀，但並不等於他們不接受回歸，不等於他們不應包括在鄧小平所詮釋的愛國者之內，也不等於要把他們排除在治港的港人之外。這些從政人士，應屬鄧小平所說的治港港人中「主要是中間派，右派也要有一些」的中間派和右派。這些被指為泛民主派的從政人士，包括有深厚民族感情、在保釣行動中帶頭維護民族尊嚴的人士。
董政權七年多的最大錯失，主要不在於他的無能，而是他過於聽從及依靠狹義的「愛國者」，即傳統左派或稱之為「愛國陣營」的人士，而不是依靠鄧小平詮釋的廣義的愛國者。董政權依靠的，還有一些回歸前非傳統左派卻懂得看風駛𢃇、擅於投機取巧、刻意迎合北京當權者意向的人士。由於董政權依靠這些人，由於董政權不是以維護「一國兩制」為治港主旨而是以事事仰賴另一制的中央的鼻息為依歸，因此七年來不斷拉開與香港民意的距離，到去年廿三條立法達致與民意、民情尖銳對立，而市民的普選意識也因而升高。
現在進行普選，無論選特首或立法會，肯定不可能選出以狹義愛國者為主體的治港的港人了。傳統左派在三十個直選議席中，能取得幾個，也主要仰賴不甚公平的「比例代表制」。陳婉嫻為爭選票，刻意在選舉名單上不印上民建聯標誌。憑「靠攏」而在上屆取得選舉委員會五個議席的立法會議員，今屆無處落腳參選。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依靠狹義愛國者治港，已完全失去民心；只有依靠鄧小平所詮釋的廣義愛國者去治港，一國兩制才有政治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