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談及新加坡有需要實現經濟轉型，但這不能一蹴即至，在轉型未完成前，其國民將經歷一段艱難的過渡期。昔日融洽和祥和的新加坡社會，或會被不滿和反抗情緒所取代。
為紓解憤怨，李顯龍必須取得人們的信任，從而給他為促進轉型所推出的經濟改革其應有的合法性（legitimacy）。能為他贏取信任的政策不多，大體有以下兩種：一、在大刀闊斧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交出部份向來集中在政府手上的權力，以爭取人們支持改革；二、為避免激化社會的不滿，影響有效的管治，他或會選擇以小步走的形式進行改革以減低改革將帶來的陣痛。
但這後者的做法有兩個不良效果：(a)促使新加坡進行改革的原動力源自全球經濟的日趨一體化，假若該國最終以蝸牛式的步伐推行改革，而全球一體化的速度卻沒有絲毫緩慢下來，這最終將削弱新加坡的競爭力，長遠來看只會增加經濟轉型的成本；(b)拖慢經濟改革的步伐將為既得利益者提供時間和機會，讓他們可以和那些在改革中受損的人們串連起來，形成一個反對改革的聯盟，從而令原本已經不易的改革增添困難，甚至功虧一簣。聰明如李顯龍，在這兩項方案中如何取捨應不會把他難倒。
事實上，政治學界內素有一派認為，隨着一國的經濟增長不斷上升，國民教育的水平持續提高，一個開放的政治制度將早日出現。台灣和南韓的經驗已印證這理論，故按這學派的看法，新加坡開放政治的條件業已成熟，我們因此對新加坡的民主進程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