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對中國開放新聞媒體一直抱有莫大的期望，尤其是在中國加入WTO以後，媒體市場與國際接軌的呼聲日益高漲；今年以來焦國標討伐中宣部的檄文、盧躍剛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萬言書，也凸顯原有的控制新聞媒體的機制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
張偉國
然而新聞出版總署官員日前公開言論，實在耐人尋味，他說，中央確定改革試點的八家報紙進行的合作改制，都僅是在經營領域裏，「無論怎麼改，黨管媒體不能變，黨管幹部不能變，黨管導向不能變，黨管資產不能變。」
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稽偉來電問了四個問題：一、如果黨管媒體不能變的話，怎樣進行改革呢？是否除了經營方面，內容、人事等任何其他方面就不能改革呢？二、但在黨管資產不能變的前提下，經營領域裏的合作改制是否能成功進行呢？三、黨管資產不能變的做法，是否有一個誰是經營改革受惠者的問題呢？說白了，會不會導致以後黨的幹部貪污更方便呢？四、在您看來，在黨管媒體不能變的方針下進行改革試點，有甚麼意義呢？為甚麼要改呢？
我認為，前面三個問題的答案已經在她的問題中了，實際上，這可以看作是中共因新聞傳媒市場改革，面對國內外日益加劇的壓力所作的一個回應。從積極的方面看，他是在為將來與國際接軌作經營上的鋪墊，中共的報紙過去都是「黨報」，並採用一元化的方法管理，一切都被管起來了，一切也都被「包」下來了，輿論一律的同時，政府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背負着巨大的財政補貼包袱。
自經濟開放改革以來，中共就試圖在維持原有黨報性質的同時，放鬆媒體的經營權，鼓勵其自負盈虧以幫助政府卸去經濟上的包袱，小報養大報、報刊娛樂化、報業集團、乃至媒體以多種經營尋找自救之路……，除了有市場經濟的大環境因素，也與中共卸包袱的背景有直接的關係，新聞出版總署官員的最新言論，也還是這一思路的慣性。
然而，媒體引入外資（媒體自身以外的國內外資金）及其經營方式的改變，絕不可能是孤立的，各種資本抓住各種機會、以各種方式追求其最大利益，乃是其本性使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以中共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即便在原有的「經濟基礎」上，過去有劉賓雁、胡績偉、欽本立，如今仍再三湧現焦國標、盧躍剛，將來這個基礎變動以後，其帶來的巨大影響和後果，定然會超出我們現在的想像。這一點，相信目前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官員已經心知肚明，然而許多事情在中共的政治機制裏是只能做不能說的，新聞總署官員的最新言論，當屬於在交代中共現行新聞出版政策的底線──明文規定。
就像BBC記者所提的問題，答案已經一目了然，焦國標、盧躍剛代表的民意及文明進步的潮流，也是再清楚不過了，但是現任當權者似無意進行一場觸動根本政治體制的改革，或者主事者尚未有足夠的權力，沉溺於現行體制的陷阱中無法自拔，依然亦步亦趨「摸着石頭過河」。在朝市場化趨勢發展的大環境下，經營改革自然是風險最小的，況且過去二十多年來在這方面也累積了豐富的經驗，也許讓原來的「事業單位」體制，正式改變為準「企業單位」的體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助於避免「南都案」那樣的悲劇再度重演。
然而新聞總署官員的言論也透露了相當消極的信息：一則是中共控制新聞輿論的本質是不容許有絲毫改變的，也就是「萬變不離其宗」；二則是明確重申黨管資產的觀念，這是六四後太子黨貢獻的主張，基於台灣政黨輪替的教訓，作為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集團，對媒體資產的控制已然成為其重要命脈，被視為「百年之後」賴以東山再起的續命丸。他的其他權力和利益釋放出去以後，這也可能會成為他最後堅守的底線。
這就進一步證實了我過去的一種判斷：中國新聞媒體的資產所有權，表面上是屬於執政黨的黨產，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國有資產」，由於它的行使和處置一直掌握在少數特權寡頭手裏，類似其他國有資產被侵吞，經過某種形式的「轉手」之後，它會先變成主管媒體的黨政領導人或他的親信們的個人（少數幾個特權集團成員）的私產，也只有到那一刻，才會真正與外資合作，才可能真正開放媒體市場──其實那個時候中國大陸的媒體市場已經被幾大特權寡頭控制的媒體集團瓜分、壟斷。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新聞改革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媒體資產變國有或黨有為特權寡頭所私有的過程。新聞總署官員的最新言論，只是為這個過程蓋上了一塊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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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為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現在美國主辦《新世紀》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