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
隨着美國民主黨全國大會在波士頓的勝利閉幕，總統候選人約翰．克里正式開始了今年大選的最後一百天的「衝刺」。對中國來說，最關心的是這位麻省參議員的中國政策的內容是甚麼。
在四年前小布殊和前副總統戈爾對陣時，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中國政策有根本的不同。戈爾基本上是繼承了克林頓的對華「接觸」政策，但小布殊則公開宣稱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揚言將對華採取強硬路線。因此，北京十分擔心小布殊的上台會導致中美關係倒退。
果然，在小布殊險勝總統寶座後，美國的中國政策有了明顯的調整。美台關係不斷升溫，「一個中國」政策被空洞化。華盛頓還開始拉攏日本和印度來共同「圍堵」中國。幸虧九一一打亂了這戰略部署，否則中美關係將很可能處於「次冷戰狀態」。
現在，從表面上看，小布殊的中國政策基本上是溫和的。除了台灣問題和貿易的小糾紛之外，中美關係相對穩定。在不久以前，中美雙方的高級外交官甚至把這一關係的現狀描述成「史無前例」的友好。
即使這種說法明顯誇大了中美關係中的正面因素，我們不得不看到現在的中美關係和四年前的今天的確是大不一樣。最明顯的不同是中國政策不再是總統大選中的一個爭議。小布殊和克里都強調將和中國進一步發展合作和穩定的雙邊關係。
但這是否說明小布殊和克里的對華政策，都是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呢？
總體來說，由於美國的基本國家利益將不會因換總統而改變，中美關係中的一些「常量」將不變。這些常量包括：
一、在近中期（五至七年）中，美國的首要戰略目標是伊拉克的穩定和打贏反恐戰爭，因此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
二、由於中國國力的日益強大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加，美國如果要對華採取真正的「敵對」政策，美國不得不進行全面戰略調整，甚至得不到大部份盟友的支時，因此代價巨大，對美國自己不利。
三、中美雙方在許多領域中，如能源供應的安全程度、雙邊貿易、區域安全、世界金融市場的穩定，都有共同利益和不同程度的相互依賴，所以雙方都需要盡力維持一個合作的關係。
由於這些常量的作用，中美關係雖然會不斷有波折，但全面倒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除非因台灣危機而觸發中美大戰，否則很難想像雙方領導人會執意推行一套敵視對方的政策。
但是，儘管上述結構因素將決定克里的對華政策的基調，但政策畢竟是由人來制訂和執行的，因此，他的對華政策和小布殊的現行政策相比仍有顯著不同。
在最關鍵的台灣問題中，克里將採取更平衡的「一個中國」政策。在小布殊任內，親台的共和黨右翼勢力在外交政策上有很大的發言權。因此，台灣得到了華盛頓的格外照顧，如「總統東岸過境」等。
另外，小布殊的國防部在過去三年多中全面展開了美台軍事合作，在實質上提升了雙方的軍事關係，給「台獨」勢力壯膽撐腰，讓北京十分擔心和難過。
克里的對台政策將讓北京稍微放心。首先，像拉姆斯菲爾德和沃爾福威茨這類超級反華派將被「炒魷魚」，克里的國防部將使美台軍事關係「降溫」。其次，民主黨內親台的政客並不多。所以，除非為了應付來自共和黨控制的國會的壓力，克里不會主動給台灣格外的照顧。
在人權問題中，克里將採取比小布殊更堅定的措施。這可能使北京不太好受。民主黨的基本群眾之一是人權組織。另外，西藏問題是許多民主黨議員關心的重點。因此，克里無疑將對中國政策施壓，迫使北京做一些至少是象徵性的讓步。儘管美國缺乏真正能夠迫使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就範的政策手段，因為國內政治的需要，克里的白宮將高舉人權大旗。中國政府如果真正了解美國政治的話，就應該在人權上對克里作一些讓步，以換其對台政策的調整。不然，克里將缺乏對華政策的政治資本，陷於被動的地位，其結果是中美雙輸。
恐怕讓中國最擔心的是克里的貿易政策。由於全球化的衝擊，美國製造業大批外移，中國成了美國失業問題的替罪羊。在民主黨的鐵派組織──工會──的壓力下，克里將不得不採納比小布殊更強硬的貿易政策。對華貿易將首當其衝。但是，因為克里本人並不支持全面貿易保護主義，他的政策將富有針對性，比如在某個行業中限制從中國的進口。這樣的話，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程度將高於現狀，但是中美之間不可能爆發全面的貿易大戰。
唯一能干擾克里對華政策順利實施的有二個因素。第一是台灣。如果陳水扁意識到台北將被新的克里政府「邊緣化」，他很可能利用親台的共和黨勢力來對克里施壓。另一方面，他也會製造新的台海危機來挑起中美衝突迫美國攤牌，這就像九六至九九時間的李登輝一樣。
第二是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如果克里這次是險勝小布殊，共和黨的右翼將拒絕接受其合法性，並通過國會的權力來干擾克里的內外政策，對華政策也就成了無辜的犧牲品──就像克林頓時代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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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