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當時還在史丹福大學的錢穎一教授和同事發表了一篇文章，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解釋中國在過去20多年所創造的經濟奇迹如何成為可能。
他們的觀點是這樣的。隨着國家的改革開放，透過財政包乾制，中央將財權和事權下放給地方政府，從而劃清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上的權限。地方政府只要按包乾合約內訂下的數額上繳中央，餘下來的可留在地方使用。這制度把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和地方發展緊緊地扣起來，從而為地方政府發展轄區的經濟提供強力誘因。
另一方面，地區間的相互競爭，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均制約着地方政府的行為，令其表現更接近保護性政府而不是掠奪性的政府。配合着這財政制度改革，地方官員的評核取向亦以地區經濟的發展為主導。這些因素相互配合，經濟奇迹就是這樣催生的。
問題是隨着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上述那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缺點漸漸顯露。長期以來，中國經濟所表現的「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的現象就是由這套模式衍生出來的。
要突破困局，關鍵是轉變政府職能，讓政府淡出主導地方經濟發展的角色，並向服務型的政府過渡。這就要求將政府的新角色定位在像球場上的球證一樣，只負責協助球賽的順利進行（協助市場的發展），而不像過往一樣下場踢球（主動推動市場發展）。
近日一套新的評核地方官員的方法面世，不再偏重於鼓勵地方官員片面地追求地區的經濟發展，再加上早前推出的，以重新限制和界定地方政府權力為目的一系列改革，足見中央已決心把地方政府的角色來一個徹底革新。中國改革正踏上新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