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署搜查七家報館，「新聞自由」受威脅；商台名嘴封咪，「言論自由」受重創，廉署和商業電台，都是隨伴香港發展成長的監察權力機構，一星期內同受衝擊，傳媒的情緒與民間的怨憤並高，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暗中應會增加一成的投票率。
廉政公署的搜查行動，於法有據，卻遭到包括親中報刊在內的一致抨擊，認為廉署在行動的時候，沒有優先考慮到新聞自由。
但是話又說回來，一些被搜的報刊和親中新聞團體，去年積極支持二十三條立法，在「與國家保持一致」的時候，卻聲稱「新聞自由沒有絕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說，二十三條對於新聞傳媒，確實是懸在頭上的一把刀，當時也贏得這些報刊的一致贊同，認為「新聞自由不可以凌駕在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法治之上」。現在，律政司經過專業判斷，認為「先科國際案」有涉嫌賄賂的內情而向廉署「轉介」；廉署經過獨立判斷，認為要緝捕洩露內庭審訊機密的元兇，維持本港金融股市的正常環境，要向報館搜集證據，向法庭申請搜查令；法官經過獨立的司法判斷，批准廉署依法搜查報館。律政司、廉署、法官，都在同一陣線執法，被搜的報館卻堅持「新聞自由」，正如中共前元老彭真的一句話：「是黨大還是法大，我也說不上來」。
要香港六百萬人都相信傳媒的立場，除非六百萬人同時不相信律政司、廉署、法庭這三大權力機構經過多方審慎考慮之後的正確判斷。如果所謂新聞自由的論點是對的，律政司、廉署、法官就必然三者同時皆錯。如果就這樣一個重大的爭議，律政司、廉署、法庭都錯了，而受到新聞界的一致譴責聲討，並向新聞輿論低頭認錯，保證以後不敢再犯，那麼香港的行政和司法制度，就出了基本的大問題，還有甚麼存在的價值？
特區政府七年來，不斷重複「強勢行政主導」之重要，反對「傳媒治港」。奇怪的是，「先科國際案」中七家報館找來了一批律師，氣勢洶洶，一致否定律政司、廉署、法庭三大權力機構的法理專業判斷，這正是不折不扣的「傳媒治港」，而奪權「治港」的傳媒之中，還包括一向「愛國」和支持董政府的親中喉舌。出事之後，特首董建華沒有支持應該維持「行政主導」獨立權威的廉政公署，反而提出傳媒可以向廉署訴訟；律政司獨善其身，與廉署行動劃清界線。主動放棄「行政主導」的，正是葉公好龍的特區政府，助長「傳媒治港」氣燄的，也是特區政府。特區陷入無法管治的怪圈，一個愚弱的政府不斷引火自焚，情緒化的傳媒為了自己的利益，喧囂胡鬧，像一條髒亂的唐人街，不惜挑戰律政司、廉署、法院，美國國務院聲援香港傳媒，這一次，竟無一家報紙痛責「干預內政」，所謂港人治港，物先腐而後蟲生，豈能賴得了甚麼「不想中國強大崛起」、「不想一國兩制成功」的「美英外國勢力」？
在殖民地時期，英國人為香港樹立了廉政公署。香港的廉署，在一個金權腐敗的東亞社會中成為模範，連中國也嘖嘖稱奇，考慮「引進」，最近也仿效而在大陸掀起一場「審計署風暴」。特區七年，由英國人一手建立的廉署的獨立權威（IndependentInstitutionalPower），卻由特區自己不斷侵蝕：特首、傳媒，或許也包括廉署自己，隔岸觀火的英國人能不會心微笑者幾稀——有幾個殖民地在自治或獨立之後還能成功？看看香港的中國人，他們把廉政公署也視為「英國人留下的地雷」。
特區之亂，不在於英國人埋下幾多地雷，而在於特區有太多急於「當家作主」的人分辨不清楚甚麼是黃金、甚麼是地雷。雖然中共前政協主席李瑞環理性地提出「要保留紫砂茶壺的一層茶垢」，但特區自己卻慣性地爭相把「茶垢」當做前朝「餘孽」。
因此，特區七年之亂，以特首與前港督的權威相比，「行政會議」與前行政局的尊嚴和形象相比，律政司和廉署的地位、一度是「世界第一流管理隊伍」的香港公務員的士氣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後相比，都見證着一場制度消融、茶垢刮盡、權威日喪、自我吞噬的「價值觀真空化」的歷史必然過程。此一現象，類似兩千七百年前東周王朝沒落、孔子哀歎的「禮崩樂壞」，分別在於東周「禮崩樂壞」之後，卻出現了孔墨老莊諸子百家文化燦爛的世代，特區今天的「禮崩樂壞」，價值觀蒸發，無論是人才和權威，都無以為繼。孔子說：「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手足。」今天的特區，禮崩樂壞，陷於「民無所手足」的亂局。特首、行政會議、土共、傳媒、民主派，都在爭相自斫手足，拆毀本來賴以成功的一座曾經光輝過的舊城堡，就像長城下的中國農民，把長城的古老磚石拆下來築蓋豬圈，在一片嘷叫聲中，他們還以為這個豬圈就是他們這一代人的新創造，而且築蓋得很美觀。
（圖）廉署搜報館行動，惹來各傳媒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