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躍剛在網上發表〈給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這篇一萬三千多字的文章，比起前不久焦國標那篇一石激起千層浪的〈討伐中宣部〉文章，更能震撼中國新聞界！因為它更具體、涉及的問題更敏感、並直接針對《中國青年報》的頂頭上司，因此寫作這篇文章也需要更大的勇氣。
張偉國
四川籍的盧躍剛生於一九五八年，也是目前中國負有盛名的報告文學作家，其代表作品《以人民的名義》、《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大國寡民》、《東方馬車》等，每一發表即引起轟動，並連連獲獎。他目前是《中國青年報》新聞中心副主任，被視為中共主流媒體中「最具思想性、批判性」的記者之一。
趙勇是主管《中國青年報》的團中央第二把手，據萬言書披露，今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國青年報》中層幹部會上的講話，其要點一、誰要是不聽話，隨時隨地可以滾蛋。二、《中國青年報》是「團報」，不是「抽象的大報」。三、不能用「理想主義」辦報。盧躍剛認為：趙勇講話充滿了教訓、恐嚇和無知，「代表本屆團中央書記處在《中國青年報》樹立了一個惡劣的形象，一個小官僚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形象。」使報社許多同仁極度反感和失望。
盧躍剛的公開信披露的《中國青年報》與中共高層互動的大量事實細節，令同行相當「解饞」，他在萬言書中闡述的思想觀念，幾乎就是中國新一代報人的宣言書，幫助外界了解到中國新聞界先進分子的脈動。這是研究中國過去二十年新聞發展殊為難得的重要文獻。並將對包括新聞改革在內的中國政治改革，產生深遠的影響。
不過，我在這裏要指出的是，盧躍剛萬言書中有兩個地方特別引人注目：
其一，是一九八九年《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與六四事件的關係，盧躍剛指出：僅僅從危機處理的角度看，四二六社論對局勢的判斷，對學生運動性質的判斷，以及那種殺氣騰騰、準備秋後算帳的口氣，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處理社會危機的障礙和難度，滙合各種複雜的因素，導致了至今讓所有中國人傷痛不已的大悲劇。
其二，盧躍剛直言不諱表達了同仁的一個共識，《中國青年報》今天的諸多不如意，總體上是「六四後遺症」。《中國青年報》前任總編輯徐祝慶離任時向一些同志道歉，向六四以後曾經處分和傷害過的同志道歉。盧躍剛認為他的道歉是在澄清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立場，庶幾是良知的剖白。
毫無疑問，這是中共體制內繼蔣彥永醫生之後，對六四這一最敏感的問題公開表達的與官方立場相左的觀點。蔣彥永的罪名不就是講真話，不就是要求中共為六四事件正名嗎？不就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宣示自己的良知嗎？如果說蔣醫生的公開信是從正面提出了對六四問題的「正名」問題，盧躍剛的萬言書則是用具體的證據巧妙論證了為六四正名的必要性。他們的默契，真讓人拍案叫絕。
前不久余杰在訪問美國的時候還擔心，吳祖光等敢言的著名人士去世後，中國政府抓了蔣醫生，那些著名的知識分子不敢挺身在救援蔣醫生的問題上表明立場。然而當我們讀到盧躍剛的萬言書時，就會覺得這種擔心可能是多餘的。盧躍剛的挺身而出有其特殊意義，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不會泯滅，吳祖光的精神已經有了傳人。
同時，我還看到了蔣醫生上書的效應正在持續放大，並且有可能變成一種模式──「蔣彥永模式」：在中國反對派無法有效集結的特殊國情之下，社會名流、知名人物通過個人發出獨立的批評聲音，不斷質疑身邊存在現象的合理性合法性，澄清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立場！而蔣彥永、盧躍剛們也通過在六四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宣示自己的立場，而使自己的境界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他們是當今中國的大知識分子。
也許，就是這種「蔣彥永模式」最終會成為推動中國新一輪政治改革的一種「社會合力」。從這個意義上看盧躍剛的萬言書，可以告慰蔣醫生：您並不孤單！盧躍剛們正在以各自的形式加入到你的行列中來，可以預料這支隊伍將迅速壯大。這一模式發出的警示在於：執政黨必須正視人民的政治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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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為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現在美國主辦《新世紀》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