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輝
台灣地區在中國擁有最豐富的政治資源，從抗擊荷蘭人的赤嵌樓到簽訂《馬關條約》的春帆樓；從橫跨五、六十年代的鄉愁文學到雲門舞集渡海，百年時空交錯編織的歷史紐帶，使任何族群都難免興起建立地上精神家園的思念。但走向地上精神家園卻歧路萬千。
首先，中國是以抗爭者的姿態進入二十世紀的門檻。支撐着它抗爭的聲音，是衝破傳統文化藩籬的決心，以及驅除外來勢力的勇氣。這種雙重批判的意識，不但貫穿了它取得「統治合法性」的艱辛歷程，也支配了它尋索「全球現代性」的不捨努力。
對於「統治合法性」的執着，使得它的大歷史敍述異常恢宏。從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大段落敍述，無不顯示出它是急於統合它在近現代業已分崩離析的國家體系。儘管閱讀官方歷史常常使我們驚訝於它想像篇幅的遼闊，但它卻實在地對異邦歷史起着一種中和作用，使得它龐大國土的成員都可以找到共同的起步點，進入現代化的軌迹。
對於「全球現代性」的訴求，也改變了它高度成熟農業文明的內向氣質，在全球一體化加速的進程中，展現出一種社會進步觀，試圖在一種新的人文主義的基礎上，重新統合它將會變得更為分化的社會利益。儘管還保留着一種達爾文式的社會進化論氣息，但它卻是朝向一種更為包容的全球價值觀前進的。
正是中國近現代變革產生的大歷史和大地理裹挾而來的力量，使得台灣問題在現在而非過去的現實中成為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此前，無論是軍事的節制、政治的懷柔、抑或文化的認同，都無以驅散「亞細亞孤兒」的悲憤。在一種「出埃及記」的境遇中，任何外來因素的羼入，都只會加快它的政治資源的積累，在海島上冒起更新一批的先知。
因此，百年中國孕育的台灣問題，必將以百年中國「走向世界」形成的另一主軸才足以化解其中的怨毒。因為一個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國，其自身在近現代特殊情況下形成的歷史和地理版圖才不致於成為阻礙，而可以訴之於超越族群的考慮。
但這不等同於台灣問題的國際化。在「台灣出走中國」和「中國走向世界」的平衡線上，後者往往表現更大的壟斷性，為台灣問題投下巨大的「一個中國」的身影。「不會坐視台灣人民的福祉於不顧」，正是這個身影的倫理性表述。
這種壟斷性還表現在它把持的兩個基本理念：在時間上它以「和平」界定它現階段建設性的方向；在空間上它以「崛起」界定它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相對位置。而「和平崛起」正是它尋求在世界意義下解決百年難解問題的另一種思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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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在中國工作的香港專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