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以後，香港政局進入了微妙而關鍵的時刻。七七事變，顯示特區政府已瀕於癱瘓，董伯連自己認為沒有錯的官員也保不住，楊、梁辭職更引發香港向來引以為傲的醫療體系的危機。立法會各政黨因考慮到對九月選舉的影響，不能不受民意與輿論所左右。民意影響立法會各政黨的取態，立會各政黨的取態影響董伯的決定，整件事猶如去年七一後七七事變的翻版。
面對九月立法會的形勢，毫無疑問，七一以後泛民主派的聲勢大盛，民建聯選情看淡，以致民建聯的票后陳婉嫻也決定不以民建聯而以工聯會的身份參選，並且排除與民建聯議員陳鑑林同一張名單，以免受民建聯拖累。國際評級機構惠譽憂慮九月立法會選舉後，因泛民主派取得約半數議席，而導致特區政府的政令難以推行，並非沒有根據的。
事實上，批董，批特區政府，已成為香港的時尚。陳婉嫻指董伯是「裙腳仔」，親中的港進聯議員、人大代表朱幼麟說特區政府應為人大否決雙普選負責。他們這樣說都可能有選舉的考慮，但不能否認，這正是民意的主流取向。
民主派議員二十二人七一後約見董伯，要求董伯向人大常委再提交雙普選報告。儘管董伯已表示他無權這麼做，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楊文昌更形容為民主派「像小孩子發脾氣」，說「人大決定怎可以隨便改」？然而，除了馬力等香港左派指民主派是借勢搞對抗之外，董伯、中央高官對民主派的要求，大致上是採取溫和婉拒的態度。岑建勳獲發回鄉證，楊文昌並表示（與民主派）溝通進程會繼續下去。中聯辦主任高祀仁表示「溝通、討論，只要認同一國兩制、尊重《基本法》，都可以求同存異。」
七一大遊行時，李柱銘邀陳日君、司徒華、黎智英、李鵬飛共舉橄欖枝，表示出願與中央和解、溝通的誠意。中央駐港官員也有善意的回應，問題是：和解應朝哪個方向？溝通應以甚麼作議題？
記得一九八一年中英兩國為香港前途出現紛擾時，香港社會有好幾年動盪不安，到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後，動盪的局面就平靜下來，原因是投資者與市民都知道，香港至少會有十三年是在原有的港英政府的有效管治之下。果然，在那十三年，香港大致上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港英政府的權威也沒有因為面對回歸而成為跛腳鴨。
目前，香港市民的主要訴求是普選，而《基本法》也規定最終要實現行政長官普選與立法會全面普選。要香港政局趨於穩定，當前最重要的議題，是由中央通過與泛民主派的溝通，達成一個何時可以實現雙普選的決定。
《人民日報》七一文章說人大常委就香港政改的釋法，「有息紛止爭的作用」，而從七一仍有數十萬人上街示威來看，顯然釋法不能起這種作用，相反地是起了動員更多人爭普選的作用。要「息紛止爭」，只有如《聯合聲明》那樣，確定一個雙普選的日期。
前高官任關佩英在今年參加七一遊行時表示，她參加遊行是覺得有些價值要堅持，堅持的是甚麼，就是《基本法》規定的雙普選，她認為爭取○七、○八年普選已經不實際，但應盡快落實雙普選日期，特區政府要為推動普選，拿出誠意。
任太的話，相信反映了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心聲。民主派議員在與中央溝通之前，堅持○七、○八年雙普選，並沒有錯，因為不可能在未談之前先退讓。但董伯在表示無權向中央提出更改人大常委的決定的同時，若能提出他會向中央提出盡快（比如二○一二）實現普選，以顯示他的誠意，那麼才真正表現出他聽到了市民的訴求，可惜他連這樣的誠意也沒有展現。
協商出一個日期，以穩定香港政局，是香港際此微妙時刻至關緊要的頭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