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宋迎秋到北京告訴楊絳說台灣讀者很喜歡《我們仨》。楊絳很高興，說她不過是寫寫自己的悲哀、歡樂和思念，讀者喜歡也許因為這種感情是人類共通的。楊先生還說，書裏書外的我們仨維繫的其實就是朋友的關係，三綱五常裏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追求的也都是朋友的境界：君臣融洽，彼此信任，恰似朋友；父子情深，親密無間，也如朋友；兄弟和睦，齊協共進，又是朋友；夫妻投契，無話不談，更是朋友。她說一切關係只要最終的狀態比較融洽，「都應該是朋友的關係」。
楊先生真是個厚道的讀書人，她跟錢鍾書、錢瑗一家人合該相處得那樣美好。我不難了解她相信父子、兄弟、夫妻關係如朋友的人生哲學；我不很了解的是君臣也能互相信任，溝通融洽，情同朋友。她跟錢先生都沒有在朝的經歷，國民黨時代他們在野之身固然疏遠廟堂，盼到共產黨執政了，廟堂上的那幫權貴更不當他們是朋友，反而發動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整他們。楊絳在《幹校六記》裏說，錢鍾書的頭髮給人剃掉縱橫兩道，成個十字，她自己不久也給人剪去一截頭髮，兩人一起挨鬥挨打，盈耳是「你們這種人！」的駡聲。
從前有一位跟過易君左學做詩的留美學生告訴我說，他的論文寫的是莎士比亞戲劇裏的君臣關係，用了中國三綱五常的概念去建構一套框架，再把莎翁宮廷戲裏的君君臣臣鑲進框架上細細演繹，指導論文的洋教授覺得新鮮，說是小處失之牽強，大處環環附會！我那時聽了覺得奇怪，泛泛誇了他幾句。「千萬別認真！」他說，「中外歷史上總要到了君不君、臣不臣的衰敗消亡階段，君君臣臣才會在想像中體現最理想的君臣之道！」
留學生喜歡高深的道理，見過幾次面恭聽他的高見，我反倒暗自抱怨自己讀書讀人讀得少，找不出豐富的實例證明他的理論可取。七十年代我初涉清室王孫溥儒的字畫，知道他的一些軼事，竟然想起留學生那套君臣論，深感巧合。溥先生流落到台灣還解不開中華民國推翻他祖宗三百年基業的愁緒，不但平日裏滿口「本朝」長「本朝」短，寫信給韓國中華民國大使館裏的朋友，信封上只寫朋友姓名和「韓國漢城」，「中華民國大使館」七個字留給廚子代筆，說是「免得自己傷感」！
大陸上有人說楊先生筆下有意無意間常替執政者開脫，也有人說她不屑念叨當權派的舊仇；我惦記的倒是九十二歲的老人天生養着一份雍容，細緻的文章從來不帶火氣，不裸露，巴不得歲月都停留在心中的春城烟柳夕陽下，橫豎「人生總有坎坷苦痛」，她說，計較得了多少？
宋迎秋今年早春到三里河南沙溝那座院落去看她，門前老樹和草地漸露綠意，幾株桃花也開得明艷，楊先生一頭銀髮整整齊齊別在腦後，臉上微微一笑，人更顯得慈藹。他們談起《圍城》的電視劇，談起演蘇文嵐的李媛媛已經下世，楊先生忽然說，戲裏女人穿的旗袍腿部為什麼都開衩開得那麼高？「我們那時候穿的旗袍是絕對沒有開衩的！」她說。
（圖）張善子一九三五年《日日紅》立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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