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國
當七月五日發表《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報告》後不久，本來一直堅持自己只須負上專業責任，而不須負上政治責任的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突然宣布辭職，重複了前局長葉劉淑儀和前司長梁錦松因去年「七一效應」而被迫下台的道路，後來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鴻亦請辭。由此觀之，本年度的「七一效應」正對特區統治無能的統治發揮其影響力；最諷刺的是，報告有意或無意間，正面評價部份領導人的表現，更成為整件「辭職風波」的催化劑。
從高官問責制的實踐來說，董特首重犯了上一次的錯誤──要等到巨大的公眾不滿壓下來的時候，才「批准」楊永強辭職，反映出他即使經過去年七一遊行後，曾宣稱積極回應民意的承諾根本是空話。早在去年沙士爆發之時，董特首便應主動辭退楊永強，或由楊永強主動辭職，以顯示政府落實問責制的決心──問責官員要主動承擔政治責任。
整件事件反映出董特首最大的敗筆，是他沒有預計到，推行問責制提升了民眾對政府改善管治的期望。當有過失的問責官員企圖推卸責任；加上董特首偏袒寵信的局長；及更以正面評價楊局長的功過：包括他並不「完全同意」立法會報告對楊局長的負面評論，更以「盡心竭力、積極投入、全力以赴，又充滿熱誠」來肯定他「稱職」。政府無意落實問責，使民眾對政府深感絕望，更迅速形成一股不滿政府的強大力量，迫使特首在最後一秒鐘才作出政治問責的決定。簡言之，有名無實的高官問責制進一步加深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
其次，從保住董建華統治的角度來看，政府大可以認為，楊氏的辭職在一定程度上，紓緩了他面對的政治壓力：他不再需要包庇犯錯的問責官員，和以較為正面的態度回應前線醫護人員、受沙士影響人士及民眾的不滿。但是，從董特首的聲明中，他並不「完全同意」立法會報告對楊局長的負面評論，和正面肯定楊局長「稱職」來看，反映楊局長的辭職，實為了保着董特首繼續執政而作出犧牲。
再者，親政府政黨充份發揮了「轉軚」的功力：先以曖昧的態度回應楊局長應否下台，民建聯的葉國謙強調報告沒有指明要局長下台，黨的立場也不是要楊局長下台；自由黨的周梁淑怡稱，由於衞福局長與衞生署長在權責上不清晰，故不應要局長負上全責。
但後來他們看到事件急轉直下，才改口風要求楊局長下台，民建聯的譚耀宗表示，因沙士對香港影響很大，楊局長作為問責官員應辭職；自由黨的田北俊更要求楊局長自動請辭。他們顯然忽略了反覆的言行，在民眾的心中已留下烙印，更可能成為他們九月立法會選舉中的包袱。
回想起來，去年的沙士使香港再創下另一項「世界紀錄」：楊局長成為因疫症處理失當而最後一個和最遲辭職的負責官員，這一個世界紀錄固然可悲可恥。比較起中國、台灣和新加坡三地的領導決策能力、官員問責的手法和偏低的死亡數位來看，若果特區政府的領導和醫管局的高層，還厚顏地說自己做得多麼出色，甚至部份高層以權力欺壓中下層醫護人員，支持現時的高層繼續留任和掩飾行政錯失，那麼對三百位死者（世衞數位）及其遺孤，和因藥物後遺症受盡折磨的康復者來說，這無異於在他們的傷口上撒鹽；更侮辱去年曾經歷疫症的前線醫護人員和大部份港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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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