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伯宣布楊永強沒有錯卻要辭職之後，許多高官都對現有的問責制提出質疑，曾蔭權客氣一點說問責制還未完善；唐英年提出疑問，指問責制中局長犯錯，是否不是離職，就沒有任何處分；馬時亨說得直接一點，說問責制的權責、人事問題都需要檢討；廖秀冬說得明白，她說問責制需吸取教訓，不應政府稍有錯處，市民就要求官員人頭落地。
顯然，楊永強下台已在問責官員中引起恐慌。如果自己沒有犯錯誤，但老闆說「為了體現問責制的精神，紓緩市民的情緒」，那麼自己就要辭職。在這種無法保護下屬的老闆手下打工，豈能不困擾？任何員工在這種處境下都不由得要問一下自己：我為甚麼要打這份工？更何況被選任問責官員者，都非無能之輩。
再說幾個下台高官都被市民、輿論羞辱得灰頭土臉（儘管其中有的是罪有應得）來看，一旦當上兩年倒楣的問責高官，離去後就難有新職的着落，試問還會有哪一位有能之士、有識之士願意受聘當問責高官呢？
全世界都實行高官責任制，香港特區在中文裏對責任制加上一個「問」字，照意思看，應是指他們要面對輿論和議會的詢問、質疑。但香港的問責制，卻又言明問責高官只向特首負責，也就是他們只須接受特首的「問責」。既如此，那麼當特首認為他們無錯（甚至認為他們具「高尚情操」）時，他們又為甚麼要下台呢？很明顯，那是因為特首受不住議會與輿論的壓力，才會讓他認為無錯的高官下台。
特首為甚麼既要問責高官向他負責，他又無法保護他們呢？答案很簡單，就是特首是一個弱勢特首，特區政府是一個弱勢政府。為甚麼是弱勢？答案也佷簡單，就是：特首不是市民通過普選而產生的，他缺乏市民的廣泛認受性，因此他做任何事都動輒得咎；而由特首組成的三司十一局問責內閣，也不是由立法會的多數黨所組成，因此在立法會沒有穩定的票數去支持各問責局的決策。香港的政制，既非美式的總統制（總統由全國普選，國會需三分二多數才可否決總統提交的法案），也不是英式的內閣制（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組閣）。在沒有「民命」這個權力來源的狀態下，硬要廢棄原有的政務司統帥公務員為市民服務的制度，組成「四不像」的問責制：等於由特首用十隻手指按住十隻跳蚤。名為行政主導，實際上是行政失導，行政、立法會、民情、輿論混罵成一團，體制現崩解危機。
沙士疫潮，不能說政府沒有任何失當，細節的且不說，較大的行政失當至少有：一、前年十一月廣州已發生疫情，傳媒也報道廣州市民搶購白醋、板藍根，但港府未有急切表示要了解廣州疫情；二、港府沒有及早封關，或進行嚴格的入境檢疫措施；三、當疫情發生後，港府沒有如新加坡政府那樣採取全城嚴厲措施，對與病者有接觸人士立予隔離。
至於公關上的失當就更嚴重了。楊永強說疫潮沒有在社區擴散時，也許他未嘗沒有醫學根據，但其後證明他說此話時，疫潮已經在社區擴散，他應立即公開修正錯誤，並向市民表示歉意。當前線醫護人員不惜犧牲奮戰而市民給予他們最感激的致意時，董伯不應說他自己的身體很重要，因此不能前往威院探望前線醫護人員。當開始有人因沙士而致殘或去世時，政府高層官員應對每一名受害者進行密集探訪，具體了解受害者或家屬的困難，並協助解決。這些動作不僅是公關，而且是一個負責政府對市民應表現出來的關懷與愛心。
市民不能不懷疑：一個缺乏民命的政府，一個只會盯着中央領導人的臉色做人的特首，對市民沒有心肝正是他們的必然表現！